交强险的非合同性分析及对司法实践的影响

作者：胡涛 储涛 单位：湖北普明律师事务所


道路交通强制责任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运行已有两年多了，司法实践对交强险性质认识存在着种种误区。虽然交强险是由商业保险公司运作，并与投保人签订“合同”，但其不具备民事合同的基本特征，作为保险合同的商业保险公司一方在运作交强险过程中无法现实其商业目的，所谓“保险合同”仅仅是国家运作交强险的形式，不能简单的用民事合同的相关原理来处理交强险中的实务问题。

一、民事合同应具备的基本体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第三条规定：“合同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平等，一方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方”，第四条规定：“当事人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人不得非法干涉”。上述基本规定，明确了民事合同的基本特征：第一、合同主体的双方享有自愿的选择性，任何一方没有权利强制另一方与其成立合同，法律也不强制干预双方订立合同；第二、合同双方享有平等的就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等进行协商，即合同内容是合同当时平等协商的结果，内容的约定性，不带有法律的强制性。至于民事合同的基本原则就不再提了。民事合同的上述特征使产生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即对合同当事人之间产生约束力，非合同的当事人不能就合同主张权利，合同当事人也不能基于合同而要求合同以外的人承担义务，也即合同的相对性。

二、交强险在运行过程中的特征

使其不具备民事合同的体征的具体体现交强险是强制性保险，其运行环节与其他商业保险有着诸多的不同，其强制性体现在各个环节，这些不同导致了交强险不具备民事合同的基本特征，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交强险的主体是保险公司和车辆的所有人或管理人，虽然都不是国家机关，但对是否成立交强险法律关系，都没有选择性，无法体现民事合同的自愿性。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的规定，所有机动车必须投保交强险，即投保人没有权利选择自己是否投保交强险，而只能根据法律的规定被强制投保；作为保险人，不仅未经保监会批准，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从事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而且即使有资格从事交强险业务，当负有投保交强险义务人选择某一可以从事交强险业务的公司投保时，该保险公司没有权利选择是否为其办理交强险，而是必须接受其投保，与之形成“保险合同”。

第二、保险“合同”内容不具有协商性，不能体现主体间的“真实意思表示”。虽然有些商业保险的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要经过保监会的审核，但毕竟是保险公司制定，只要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基本都会通过审核，保险条款为民事合同中的格式条款，虽然不能直接代表合同双方的意思表示，但它至少可以代表合同一方的意思表示，是格式条款。但交强险的保险条款保险公司无权拟定，必须使用全国统一的由保险会制定的《交强险保险条款》，保监会作为行政机关，其制定《交强险保险条款》是行政权利运行的结果，带有行政立法的性质，体现其行政性、强制性，不具有民事性。保监会不代表保险人也不代表投保人的意志，对保险主体权利义务的设定体现为强制性，保险费率的基本费率也是由保监会统一规定。这些都使得保险合同的内容无法体现“协商性”，无法体现“合同”主体的“真实意思表示”。

第三、“合同”签订后，不能自由变更。作为民事合同的当时人可以在合同的履行过程中随意协商变更合同的有关内容（在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下），商业保险也是如此。而交强险在保险期间，投保人和保险人不能协商变更或终止“合同”。即便是“合同”变更只能是行政机关做出具体的行政行为而变更，例如保险条款中保险金额的调整，保险公司和投保人均无权决定，只能由保监会行使行政权利调整，保监会调整保险金额后可直接适用于以后所发生的交通事故，而与投保交强险的时间无关。保监会《关于调整交强险责任限额的公告》明确规定，调整后的交强险责任限额自2008年2月1日实施，而与投保交强险的时间无关，这充分说明，“合同”的变更是行政行为的结果而不是民事行为的结果。

第四、保险人和投保人成立交强险“合同”，是主体双方法定义务得以履行，而不是权利得以实现，而民事合同的成立和履行是实现合同当事人的权利或利益，至少是实现一方当事人权利或利益。根据《交强险条例》的规定，保监会有权要求保险公司从事交强险业务，即保险公司会被动的办理交强险业务，虽然现阶段保险公司办理交强险盈利很多，保险公司也争着履行此“义务”，但在不久的将来保险公司办理交强险业务的盈利也将趋近于零，即不盈利不亏损。作为商业机构的保险公司，赢利是其唯一的目的，若某项业务不能盈利而由必须做时，对它来说完全是种义务。而作为投保人，虽然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可以请求保险金，但受害人可以基于法律的直接规定而向保险人主张，保险人必须把保险金直接支付给受害人，投保人也很少能从保险公司那里拿到保险赔偿金，其权利也是为受害人设立的，而不是为自己设立的。

第五、投保人在投保交强险时没有与保险公司签订保险合同，一般的保险，投保人都要书面签订书面的保险合同，而交强险却是投保人向保险公司缴纳保险费，保险公司出具发票、交强险保单和交强险凭证。而非强制保险都需要投保人在合同张签字，保险公司盖章。

第六、受害人可以直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直接起诉肇事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应当直接向受害人赔付。由于交强险已经突破了民事合同的相对性，保险公司不能再以合同的相对性而拒绝直接向受害人赔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规定，保险公司应当直接向受害人赔付，司法实践也是如此，只要受害人起诉时把保险公司作为被告之一（如果原告没有把交强险的保险公司作为被告，法院应行使释明权，告知原告把保险公司作为共同被告），法院也直接判决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各项限额内直接向受害人赔付。这也是与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相区别的地方。

第七、《交强险条款》本身已突破了合同的相对性。《交强险条款》第18条规定：被保险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的，由被保险人向保险人申请赔偿保险金。这不同于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中规定的投保人。虽然在财产保险领域投保人极为被保险人，但在交强险中有所区别，根据《交强险条款》第四条规定：“交强险合同中的被保险人是指投保人及其允许的合法驾驶人”。很明显投保人允许的合法驾驶人也是交强险中的被保险人，即使他们没有向保险公司缴纳保险费，但发生保险事故时，他们仍然可以直接向保险公司要求支付保险赔偿金，保险公司不得以他们不是投保人而拒绝赔付。

三、交强险的非合同性在司法实践中的价值

交强险的上述特征使其不具备合同的基本特征，交强险中的投保人和保险公司之间不是基于合同而建立法律关系，而是基于法律的规定而建立法律关系。所谓的投保人就是履行了法律定义务的机动车所有人，投保人成立的条件应当是负有投保交强险义务的人，只要其机动车已经投保了交强险，则该机动车的所有人或管理人就是投保人，而不能以不是缴纳保险费的人而否认其投保人资格，即不能以合同相对性来限定投保人的范围。通过商业保险公司运作交强险和社保机构运作社会保险没有本质的区别，唯一的区别仅仅是商业保险公司不是国家机关是商业机构，这与国家授权类似，只不过国家所授的不是权力而是职责义务而已。基于交强险不具备民事合同的基本特征，在司法实践中理解和运用交强险处理案件也应与商业保险有所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不能适用合同的相对性原则。这一点主要是司法实践中争论的交强险是“跟车走”还是“跟人走”的争论。即交强险规定在车辆所有权转移后应办理交强险的变更手续，但没有明确若没有办理变更手续保险公司由免责的权利，因为商业险的保险条款都规定：若车辆所有权转移后没有办理变更手续，则保险公司由免责的权利。主张交强险跟车走的人认为，机动车过户后办理交强险变更手续仅仅是交强险管理需要，不能成为保险公司免责的理由，而主张跟人走的人为为没有办理变更手续，根据合同的相对性，新的车主不能主张保险金，保险公司可以免责。由于交强险不具备合同的基本特征，故“”跟人走”的主张是不能成立的。只要肇事车辆投保了交强险，车辆的所有人或受害人都可以向保险公司主张保险金。

第二、保险条款发生纠纷后，不能适用《保险法》中的不利于保险公司解释的原则，而只能请求保险条款制作部门进行行政解释。由于保险条款是行政机关制定，不代表交强险主体的任何一方，故当交强险条款出现歧义或含义不明确时，若适用不利于保险人的原则进行解释，对保险公司不公平。其实在此之前保监会也颁布过保险条款——机动车保险条款（2000年2月4日颁布），司法实践中当对该条款由歧义或不明确时，都请求保监会给予解释。作为有明确行政行为依据而制定的交强险条款，当其出现歧义或含义不明确时，当然应由制定机关做出解释。

第三、机动车所有人或管理人未投保交强险，发生交通事故的，车辆管理人或所有人应在交强险赔付的范围内承担全部责任，超出部分按事故责任比例承担。由于交强险不具备民事合同的基本特征，投保人投保是履行自己的法定义务，同时根据《道交法》第76条的规定：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受害人可以要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范围内不分比例的获得全额赔偿。若投保义务人没有履行投保交强险义务，则受害人不能要求保险公司赔偿，这种对受害人不利的后果应当由投保义务人承担，故投保义务人应当在交强险赔偿限额内全额赔偿，只有交强险限额赔偿不足时，超出部分再按比例赔偿，若是全额损失都按比例划分责任后再赔偿，显然时不公平的。这种规则虽然中央立法没有明确，但地方立法早已支持，如《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五十二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未参加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由机动车方按照该车应当投保的最低保险责任限额予以赔偿。对超过责任限额的部分，机动车与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损害赔偿责任……”。该地方立法正是对未投保交强险的民事后果的进一步明确，也是交强险非合同性的具体体现。

第四、在交通事故中投保人允许的合法驾驶人向保险公司索赔的前提不以投保人应承担赔偿责任为前提。在一般的责任保险中保险公司赔付的前提之一是投保人应当承担法律责任，如果投保人不承担赔偿责任，及时是发生了保险事故，保险公司也不承担赔偿原则，这也是保险法中的基本原则之一——损失补偿原则。理由借用车辆发生交通事故，有些地方法院就规定出借人不承担赔偿责任，受害人的损失由借用人承担赔偿责任，在此种情况下投保人不承担赔偿责任没有损失，在商业保险里，保险公司就不用赔付。但在交强险中，作为出借人（即投保人）允许的合法驾驶人（借用人）已经向受害人赔偿，实际损失产生，就可以直接依据《交强险条款》第18条规定，自己作为申请人要求保险公司向其赔付，要注意的是保险公司向借用人赔付，而不是向出借人赔付，否则将构成不当得利。

第五、设立的宗旨是实现社会救济和基本保障。由于交强险出台的目的是保障发生交通事故时受害人能获得基本的赔付，以避免相关责任没有赔偿能力或逃逸而导致受害人得不到赔付的后果，然手再是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基于这么目的，人民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应尽可能的保护受害人的利益，而不能坚守保险原则或原理或保险法的规定。

第六、在适用《交强险条款》时，应遵守《立法法》的有关规定。前面已经论述，《交强险条款》是保监会根据相关授权制定的，是行政行为，《交强险条款》的性质属于部门规章或规范性文件，在适用上必须遵守《立法法》中的“冲突原则”，即当《较强险条款》与《交强险条例》相冲突时，应当适用《交强险条例》的规定。例如，《较强险条款》把醉酒驾驶作为保险公司的免责条款，即醉酒的人发生交通事故，保险公司是不承担赔偿；而《交强险条例》仅规定醉酒驾驶发生交通事故，保险公司不承担财产损失赔偿，但并没有明确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不能淡然的认为醉酒驾驶，保险公司就不承担赔偿责任，两规定有冲突，人民法院应当适用《交强险条例》的规定，判决保险公司承担人身损失赔偿责任，对于垫付的医疗费保险公司有权向肇事司机追偿，而不能按照《交强险条款》的规定，判令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否则不仅违反《立法法》，也违背交强险的设立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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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林业局


国家林业局关于印发《国家林业局2013年工作要点》的通知

林办发〔2013〕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林业厅（局），内蒙古、吉林、龙江、大兴安岭森工（林业）集团公司，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林业局，各计划单列市林业局，国家林业局各司局、各直属单位：
《国家林业局2013年工作要点》已经国家林业局党组会议审定，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国家林业局
2013年1月6日

国家林业局2013年工作要点

201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实施“十二五”规划承前启后的关键一年，是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坚实基础的重要一年，做好全年工作意义重大。各级林业部门要加强领导，狠抓落实，力争全年完成营造林9000万亩，抚育森林10500万亩，实现林业产业总产值4.5万亿元，林产品进出口贸易额达到1300亿美元。重点抓好以下工作：
一、深入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科学指导林业改革发展。把学习宣传贯彻十八大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来抓，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学习教育活动，帮助干部职工深刻理解十八大精神的丰富内涵，准确掌握建设生态文明对林业提出的新要求，用党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头脑、指导工作，切实增强做好本职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大力宣传林业在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中的重要作用，推动形成全社会关心支持林业发展的良好局面。用十八大精神统领林业工作全局，创新林业的政策措施、发展载体和工作平台，全面提升生态林业和民生林业发展水平。用十八大精神教育广大林业干部职工，自觉坚定理想信念，自觉弘扬优良作风，真正把十八大精神转化为推动林业发展、服务人民群众的能力和水平。
二、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扩大林业发展红利。按照“改革、稳定、规范、服务、发展”的总体思路，继续推进林业支持保护制度建设，全面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筹备召开全国深化农村林业改革发展工作会议，争取以国务院名义出台关于深化集体林改的文件。对明晰产权、承包到户改革进行督导检查，进一步落实和稳定农民承包经营权。加大林权纠纷调解仲裁工作力度，做好林权流转规范化管理和服务试点工作。推进林权抵押贷款、森林保险和森林资源资产评估制度建设。编制全国林下经济发展规划，争取林下经济专项补助资金，抓好林下经济示范基地建设。筹备建立全国林业专业合作组织协会，抓好农民林业专业合作组织示范县创建工作，启动农民林业专业合作组织承担科技推广项目工作。召开国有林场工作会议，出台支持国有林场改革发展的意见，制定国有林场岗位设置和管理指导意见，修订国有林场财务管理制度，妥善解决国有林场金融机构债务，适时扩大试点范围，稳步推进国有林场改革。继续抓好重点国有林区改革试点，进一步完善改革思路。
三、抓好森林资源培育和森林增长指标考评工作，确保如期实现林业“双增”目标。深入实施《全国造林绿化纲要》，认真落实造林绿化责任制，深入开展全民义务植树活动，大力推进绿色乡村、绿色校园、绿色营区和绿色通道建设，全面完成全年营造林任务。继续加强森林经营工作，抓紧编制森林抚育经营中长期规划，建立健全森林抚育经营理论、技术、管理体系，稳步推进抚育经营样板基地建设，全面提高森林质量。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林木种苗工作的意见》，加强重点林木良种基地建设和种质资源保护，强化种苗质量与市场监管，提高良种壮苗生产能力。完善第九次森林资源清查监测体系，及时公布森林资源年度数据，修改《森林增长指标年度考核评价实施办法》，推进实施各省区市森林面积和森林蓄积增长指标年度考核评价工作，推动落实林业“双增”目标。
四、实施生态修复工程，增强生态系统稳定性。认真实施现有林业重点生态修复工程，积极谋划启动一批新的工程，切实增强森林、荒漠和湿地生态系统稳定性。争取加大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公益林建设和后备资源培育力度，创新工程管理机制，完善核查和考评体系，提高工程建设水平。争取尽快重启退耕地造林工作，扩大荒山荒地造林规模，全面推进工程效益监测。认真实施三北防护林五期工程，继续推进规模治理，积极开展退化林分修复。加快长江、珠江、沿海、平原等防护林体系建设，努力提高防护林生态功能。组织实施《全国防沙治沙规划》，签订落实防沙治沙目标责任，完成京津风沙源和石漠化治理工程林业建设任务，争取启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试点，做好第五次荒漠化沙化监测准备和重大沙尘暴灾害应急处置工作。发布第二次全国湿地资源调查结果，加强国家湿地公园建设管理，建立国际重要湿地生态预警机制，做好重大湿地生态修复工程准备工作，开展打击破坏湿地资源专项行动。
五、强化资源保护管理，夯实林业发展基础。实行严格的林地定额管理、林地用途管制、森林植被恢复费征收使用、林地林木权属登记制度。把林地管理放在更加突出的地位，推进林地“一张图”应用，初步实现以图管地，开展全国林地清理整治行动和非法征占用林地大检查。完成第八次森林资源清查数据汇总分析工作，推进全国森林资源清查信息发布平台建设。推进采伐管理改革，推动森林资源科学合理利用。加强森林公安执法，维护林区社会稳定和森林资源安全。落实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目标责任，加强松材线虫病、美国白蛾等林业有害生物灾害监测预报、检疫和防控工作，建立林业有害生物检疫责任追溯制度。继续做好第二次全国野生动植物资源调查和大熊猫第四次调查，制定大熊猫保护国家战略，抓好自然保护区建设管理，加强珍稀濒危和极小种群野生动植物拯救保护，着力改善野生动植物栖息环境。强化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妥善应对自然灾害、环境污染、重大疫病等突发事件对野生动植物的危害。成立履行濒危物种公约国家委员会，组织开展履约专项执法行动，严厉打击濒危野生动植物走私活动。
六、加强森林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坚持依法治火，开展《森林防火条例》执行情况检查，全面落实森林防火行政首长负责制等各项防火责任。认真执行《国家森林火灾应急预案》，组织修订各级各类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提高应急处置能力。加快实施《全国森林防火中长期发展规划》，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防扑火能力。继续推进森林防火制度、机制、信息、平台建设，完善工作制度、机制和标准，加强先进装备研发配备，提升科学防火水平。加快推进武警森林部队正规化建设，扩大森林航空消防范围。出台《森林消防队伍建设意见》，推动各地解决森林消防队伍编制、经费、装备等问题。严格管理野外用火，全面落实火险预警和分级响应措施，加强火情处置、灾情报送和信息发布，最大限度减少火灾发生和灾害损失。
七、提升产业发展水平，加快兴林富民步伐。制定实施《林业产业倍增计划（2013—2020年）》，开展国家级林业重点企业、国家标准化示范企业、现代林业生态产业示范园区认定工作。继续完善林业产业发展规划，加强林业产业基地建设，培育形成林业产业集群，带动区域特色林业产业发展。规范发展林业会展经济，实施林产品品牌战略，支持有实力的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组建林业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推动林业产业结构升级。加大油茶等木本油料产业和林业生物质能源产业扶持力度，支持发展森林旅游、花卉、竹藤、生物材料、生物制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全面推进木材战略储备基地建设。加强林产品质量监测，建立林产品信息预测预警系统和信息发布平台。
八、推进生态文化建设，树立生态文明理念。依托传统媒体和网络、官方微博等载体，开展林业与生态文明建设系列宣传活动，展示林业形象，扩大林业影响。出台加强生态文化建设的指导意见和生态文化建设规划，推出一批优秀生态文化作品，开展第二届全国生态作品大赛，大力弘扬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文明理念。推进国家和省级森林城市、生态文明教育示范基地、生态文明示范县和示范村镇创建活动，组织编写面向广大党政领导干部的生态文明教材。拓展生态文化产业投资渠道，支持建设各类生态文化创业创意园区，大力发展生态文化产业，打造以自然山水、生态民俗为主题的生态文化精品，提升生态文化传播力与影响力。新建一批生态文化基础设施，丰富生态文化传播渠道。
九、完善林业扶持政策，优化林业发展环境。做好林业生态文明建设、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保护与建设、木材战略储备基地等规划编制报批工作，争取林业在国土生态空间规划体系和主体功能区战略中占据重要位置。研究提高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森林管护、社会保险等补助标准，争取解决重点国有林区两级管理费和国有森工企业金融机构债务问题。继续协调完善退耕还林政策，提高巩固成果部分项目补助标准。扩大林木良种、造林、森林抚育、森林保险保费补贴范围和资金规模，完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争取加大自然保护区、湿地、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沙化土地封禁保护、林业生产救灾等资金投入，扩大林业机械购置补贴范围，协调加大对林业扶贫攻坚的政策扶持。加强森林防火、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林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林业棚户区（危旧房）改造和配套基础设施投入。全力做好重大政策争取和落实工作，抓紧储备林业建设项目。
十、强化科技法制支撑，提高林业发展水平。加快林业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完善科学观测、科技创新、产学研协作平台。抓好森林资源核算与绿色经济评价、生态文明建设等战略性研究，力争在重点领域创新、科技体制改革等方面取得突破。加强森林认证、知识产权保护和遗传资源管理，推进科技成果转化、科技咨询服务、创新团队建设和林业标准制修订工作。继续修改完善《森林法》，推进湿地保护、森林公园、石漠化防治立法和《种子法》、《森林病虫害防治条例》修订工作。出台《湿地保护管理规定》，制定林权争议处理等部门规章。加强林业综合行政执法示范点建设，完善执法监督和行政许可制度，规范行政执法和行政审批，建立规范性文件数据库。做好林业信息化顶层设计，编制云发展、物联网、智慧林业发展规划，出台加快林业信息化发展、加强网站管理和信息安全的意见。加快推进金林工程、林改综合监管、林农服务平台、云计算、物联网等项目。继续扩大网站群规模，加强网站运行维护和信息安全管理，提升林业信息服务水平。
十一、扩大林业对外开放，深化国际交流合作。推进林业参与更多高层外交平台，扩大绿色外交影响力。认真承办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一次缔约方大会，做好第二届亚太经合组织林业部长级会议参会和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中国年林业活动设计工作，落实亚欧森林可持续经营示范项目、中日韩林业联合声明和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成果，推进亚太森林组织国际化进程。积极参与中国—东盟、中非合作论坛等重要区域合作机制。加强中埃防沙治沙合作，继续深化中俄林业合作，筹备中美、中加等7个双边工作会议，启动欧洲投资银行林业专项贷款项目。推进国际森林问题谈判和履约示范单位建设，做好出席濒危物种公约第16届缔约方大会和联合国森林论坛第10届大会准备工作。研究制订我国林业与国际应对气候变化规则接轨的新政策、新措施，积极参与制定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规划和2015年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妥善处理打击野生动植物非法交易、木材非法采伐等国际热点问题，继续推进大熊猫保护国际合作。召开全国林业国际合作工作会议，加强在华林业国际组织管理。推进国际竹藤组织青岛学院和中美共建中国园建设。支持做好2014青岛世界园艺博览会筹备工作。
十二、加强行业队伍建设，提升依法行政水平。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努力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和实干型机关。加快建立林业系统党建指导工作长效机制，深入推进林业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完善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加强干部廉洁从政教育和林业行风建设。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加强干部监督管理，强化教育培训，优化队伍结构，提高素质能力。实施林业人才重点工程，加强人才队伍和人才库建设。统筹推进林业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提升公益服务能力，培育壮大林业社会组织。加强基层森林公安派出所和林业公共服务机构建设，密切关注基层机构改革，努力维护林业工作站、科技推广站、种苗站等基层林业机构和队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