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家工作人员范围的界定

江礼华


新刑法第93条规定：“本法所称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这是刑事立法时，对国家工作人员的概念及哪些人应“以国家工作人员论”所作的立法解释。上述规定，解决了长期以来在国家工作人员概念上的纷争，同时明确地规定了“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范围。应当说，其科学性和实践操作性较之旧刑法前进了一大步。但由于立法时没有对“公务”的含义，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等问题，作出具体的解释；加之理论界观点不一，认识分歧，因而导致司法实践中，在界定国家工作人员范围时，屡屡发生歧义，直接影响了刑法的适用。当前，无论是理论界还是从事司法实践工作的同志，都急切地企盼有解释权的机关能尽早就国家工作人员范围所涉及的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作出具体的解释，以便统一思想、统一执法。本文仅就如何正确界定国家工作人员范围的有关问题，略陈管见，以供参考。
一、关于以什么标准界定国家工作人员范围的问题
以什么标准界定是否是国家工作人员，这是当前极具争议的问题。一种观点认为，国家工作人员犯罪是一种职务性犯罪，所以国家工作人员应当具有国家工作人员或以国家工作人员论者的资格身份，这是其从事公务的前提，故主张在界定国家工作人员范围时，应以行为人是否具有上述资格身份来确定。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从事公务是国家工作人员的本质特征，主张在确定行为人是否是国家工作人员时，应以其是否从事公务来界定，无论行为人是否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只要是依法从事公务者，即应视为国家工作人员之列。
事实上，上述两种不同的观点和主张并非始于刑法修订之后。早在1995年1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之后，在如何界定公司、企业中国家工作人员范围的问题上，理论界和司法实际部门便存在了严重的分歧。例如，1995年11月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关于办理公司、企业人员受贿、侵占和挪用公司、企业资金犯罪案件适用法律的几个问题的通知》中规定：公司、企业中的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国有企业中的管理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委派到参股、合营公司、企业中行使管理职能的人员；其他依法从事公务的人员。这是具有代表性的“公务论”。此后不久，最高人民法院在1995年12月25日颁布了《关于办理违反公司法受贿、侵占、挪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该《解释》中规定：公司、企业中的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公司、企业中行使管理职权，并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员。这是典型的“身份论”，得到了理论界部分专家、教授的赞同和支持。由于“两高”的司法解释不同，不仅进一步导致了人们思想认识上的混乱，而且严重地影响了执法的统一。
当前，在界定国家工作人员范围上的纷争，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说是《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颁布之后在如何界定国家工作人员范围问题上产生的分歧和争论的继续。它的核心问题，仍然是一个用什么标准来界定国家工作人员范围的问题。
笔者认为，“身份论”和“公务论”都各有一定的道理。“身份论”的最大优点在于可以防止人为地将国家工作人员范围扩大化，与新刑法第93条缩小国家工作人员范围的规定精神较吻合。而“公务论”的好处在于有利于打击犯罪，与当前犯罪的实际情况较为贴切。但无论从理论上讲，还是从司法实践中的情况来看，片面地强调“身份”或“公务”，都难免有失偏颇。因为事实上，“身份”和“公务”是构成国家工作人员或以国家工作人员论者的两大要素，二者是难以截然分开的有机整体。从理论上讲，国家工作人员或以国家工作人员论者首先应具有一定的资格身份。这种资格身份，在我国大力推进人事制度和用人制度改革的今天，不能片面地理解或强调为是仅指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而言，它还应包括依法取得从事公务的一种资格。而这种资格身份尽管有长期性的，有临时性的，其取得的方式也各异，如通过任命、聘任、委任、派出或者依据法律规定被选举、被任命或根据法律的规定而取得等，但都有一个客观存在和依法取得的问题。如果行为人根本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或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身份”，从事公务便无从说起。换句话讲，“身份”是从事公务的资格，没有国家工作人员或以国家工作人员论者的身份，便没有资格去从事公务。而“从事公务”则是国家工作人员的本质属性，如果抽去这一实质性问题，国家工作人员或以国家工作人员论者，亦不复存在。可见，在国家工作人员问题上，“身份”和“公务”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有机整体。再者，从法律的规定上看，我国刑法第93条有关国家工作人员和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规定中，亦是将“身份”和“公务”融为一体的。第1款规定：“本法所称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显然，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理应是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过去叫“干部”，现时称国家公务员），这是不言而喻的问题。在国家机关中工作，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员，如工人、勤杂人员等，其从事的事务，也不可能是“公务”，故不能将他们纳入国家工作人员之列。第2款规定的是“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范围，也就是“准国家工作人员”的问题，包括以下三类人员：（一）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三）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从法条规定的精神来看，上述“以国家工作人员论”者，也是“身份”和“公务”相融的有机整体。首先，以国家工作人员论者必须具备一定的资格身份，他们或是国有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或是受国家机关、国有单位之委派到非国有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或是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如果不具备上述身份，便没有资格去从事刑法意义上讲的“公务”。其次，具有上述“身份”的人员，所从事的必须是“公务”而非“劳务”；否则，亦不能成为以国家工作人员论者。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界定国家工作人员范围时，必须把“身份”和“公务”有机地结合起来，二者不可偏废。而界定国家工作人员范围的标准，既非“公务论”，也非“身份论”，它只有一个，即刑法第93条的规定。这是我们界定国家工作人员范围的唯一的法律标准。当前，有关国家工作人员范围问题上的分歧和争议，并非是“身份论”和“公务论”孰对孰错的问题，而主要是对刑法第93条的规定认识不一致，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因此，如何正确理解条文精神，是我们正确界定国家工作人员范围的关键。
当前，在理解刑法第93条规定的精神上，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一些不同认识和分歧。其中，尤以以下两个问题为突出：一是刑法第93条中规定的“公务”指的是什么性质的公务，“公务”和“劳务”的根本区别是什么？二是“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究竟指那些人？因此，搞清上述问题，无疑有利于我们正确地理解刑法第93条规定精神，从而正确地界定国家工作人员范围。
二、关于刑法第93条规定的“公务”的性质和含义问题
“从事公务”是国家工作人员的本质属性，是构成国家工作人员或以国家工作人员论者的核心因素。因此，如何正确理解刑法意义上的“公务”的性质和含义，乃是我们界定国家工作人员范围时不可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
什么是公务？从词义上讲，所谓公务，是泛指一切公共事务而言。它包括国家性质的公务和集体性质的公务两大类。国家公务，是指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教、卫生、体育、科技等各个领域中实施的组织、领导、监督、管理等活动。它具有国家权力性、职能性和管理性特点。而集体公务，则是指集体单位、群众性组织中的公共事务。它不具有国家权力性、职能性和管理性等特征。
那么，刑法意义上讲的“公务”，是指什么性质的公务呢？有人认为，公务是泛指一切公共事务，既然刑法第93条中没有限定公务的性质，那么就应理解为既包括国家公务，也包括集体公务在内。所以主张将那些依照法律规定选举产生的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负责人，如村（居）民委员会负责人等，也纳入国家工作人员范围内。对此，笔者不敢苟同。笔者认为，刑法第93条第1款明确地规定了国家工作人员的概念，而这一法定概念已清楚地界定了“公务”的性质、范围，即只能是国家公务，不包括集体公务在内。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刑事立法时就没有必要将国家工作人员表述为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了。显然，立法者之所以这样表述，其意之一在于将那些从事集体公务的人员，从传统的国家工作人员范围中划出去。如果这样的理解符合立法精神，那么以国家工作人员论者所从事的公务，亦不应包括集体公务在内。而只能是那些传统的国家工作人员范围内从事国家性质公务的“原国家工作人员”，才有资格以“国家工作人员论”。否则，前后矛盾，于理不通。再者，从第2款规定的精神上看，立法者的意图亦不是将准国家工作人员限定在国家机关、国有单位或受上述机关单位委派，或者依照法律规定从事国家性质的公务人员之内。所以，笔者认为，刑法第93条规定的“公务”，无论第1款中讲的“公务”，还是第2款中讲的“公务”，都只能是属于国家性质一类的公务，从事集体公务的人员（除受国家机关、国有单位委派或依法委托者外），无论其是否是依照法律规定选举的，均不应视为是国家工作人员。如果这些人贪赃枉法，触犯刑律时，构成什么罪，就定什么罪。
此外，在界定国家工作人员范围时，还须严格划清“公务”与“劳务”的界限。何谓“劳务”，当前众说纷纭。有人说，“劳务”是指直接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体力性活动；而有的人则认为，“劳务”是指以劳动提供的服务性活动；如此等等。由于对“劳务”的认识和理解不一，故有的同志主张将国有单位中的售票员、营业员、收款员、推销员等亦划入国家工作人员范围内。而有的同志则持反对意见，认为上述人员尽管其职业活动也是经手、管理国有单位的财物，但其从事的并非公务，而是劳务，故主张不应将这些人也纳入国家工作人员范围之内。
那么，究竟什么是劳务？它与公务的根本区别是什么呢？笔者认为，所谓劳务不单是指直接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体力性活动，它是一个泛指，凡一切以劳力为主从事生产性、经营性、社会服务性的活动，都叫劳务。它与公务的根本区别在于：这种活动不具有国家权力性、职能性和管理性。从事劳务的人员不是国家管理意义上讲的管理者，而是被管理者。国有单位中的收款员、售票员、营业员、推销员等，尽管也经手、管理国有财物，但他们所从事的职业活动，主要是靠提供劳力来实现的，是在管理者的组织、领导、监督、管理之下进行的。因此，不能也不应将这些人划入国家工作人员范围之内；否则，便人为地扩大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势必会出现扩大刑法打击面的危险。
三、关于如何界定“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的问题
“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究竟包括哪些人，这是当前司法实践中极具分歧，较为棘手的难题。笔者认为，要正确地解决这一问题，必须搞清以下三个问题：
首先，“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是否应当限定在国家机关和国有单位管辖或管理范围内。
对此问题，理论界有不同的认识。有的同志认为，刑事立法时，立法者把三种“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情形相并列，说明“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是一个泛指，即指除法条上明确列举的两种“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情况之外的，其他一切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这些人无论是否在国家机关或国有单位的管辖、管理范围内从事公务，只要是依照法律从事公务，即应纳入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范围。而有的同志则认为，从刑法第93条第1款规定的精神来看，“以国家工作人员论”者是限定了范围的。第2款规定了三种“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情形，但无论哪种情况都不能违背第1款规定的精神。因此，主张对“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不应作广义上的理解，不是一个没有范围的泛指，而是指除法条上已明确列举的两种“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情况外，其他一切在国家机关或国有单位管辖、管理范围内依法从事公务的人员。笔者赞同后一种观点，既然刑法第93条第1款已将国家工作人员限定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那么够得上“准国家工作人员”的也不应太离谱，亦应是指那些在国家机关、国有单位管辖、管理范围内非国家工作人员而依法从事公务人员。这点在刑法第93条第2款明确列举的“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两种情况中，已作了充分的说明。所以，“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也应当有个范围限制，否则它将是一个无底洞，可以任意把一切依法从事公务的人员囊括进去，从而导致扩大刑法打击面的恶果。
其次，“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中讲的公务是否包括集体公务。
如前所述，根据刑法第93条第1款的规定，国家工作人员所从事的公务应当是国家公务，不包括集体公务在内。而以国家工作人员论者所从事的公务，亦应当限定在国家性质的公务之内。否则，便会出现前后规定自相矛盾的情况，使法律的严肃性遭到破坏。有的同志极力主张将村（居）民委员会负责人亦纳入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内，其用心是好的，尤其是当前农村中一些地方村委会负责人违法乱纪、受贿、侵占、挪用集体款物的现象较为严重，农民们怨声载道，确实应当加以治理和依法予以制裁，以维护广大农民个人和集体的利益。但村民委员会不是国家设置的一级政权机构，村委会负责人虽是依据法律选举产生的，但他们所从事的是集体公务，而非国家性质的公务。如果硬性将这些人上升为国家工作人员范围之内，以国家工作人员论处，不仅缺乏理论根据，而且也有悖于刑法第93条的规定，于情、于理、于法都欠妥。
第三、“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应当具备哪些条件？
搞清上述两个问题，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应当是具备以下三个基本条件：（一）必须是依法从事公务；（二）必须是在国家机关、国有单位管辖、管理范围内从事公务；（三）从事的公共事务必须是属于国家性质一类的公务。符合上述条件的，即可纳入“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之列，否则，则不宜视为是“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之列。
四、国家工作人员的种类
根据新刑法第93条的规定，我国的国家工作人员可以划分为两大类：一是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可简称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这是严格意义上的国家工作人员；二是以国家工作人员论者，亦称准国家工作人员。
（一）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即指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那么，哪些人属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呢？要搞清这一问题，首先必须搞清楚什么是国家机关及其范围。所谓国家机关，是指国家为行使其职能而设立的各种机构，是专司国家权力和国家管理职能的组织。包括中央和地方各级组织。从国家学说上讲，国家机关，即国家政权机关，它包括各级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和军队中的各级机关。在我国，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宪法明文确定了共产党在国家事务中居于领导一切的地位。因此，从广义上讲，中国共产党的各级机关应纳入国家机关的范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我国具有广泛代表性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它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实现同各民主党派及其他民主团体和爱国人士进行政治协商的机关。从严格意义上讲，人民政协不是国家机关。但由于人民政协主要担负着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的职能，它同国家权力机关的活动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可以直接左右或影响权力机关的决策与活动。所以，从这一意义上讲，人民政协不同于人民团体。因此，人民政协各级机关中的专职工作人员，亦可以列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范围内。
综上所述，在我国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主要指以下几类人员：
1、中国共产党各级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2、国家各级权力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即全国与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3、行政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即国务院及其所属部、委、局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管理机构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4、审判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即在最高人民法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及其派出法庭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5、检察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即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6、军队各级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7、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各级机关中专职从事公务的人员。
此外，在行政机构改革中，一些原为国家行政部门的机关被撤销或改变体制而组成的“公司”，若靠国家行政拨款，主要担负行政管理工作的，亦应纳入国家行政机关的范围。在这些“公司”依法从事公务的人员，亦应视为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二）以国家工作人员论者，即准国家工作人员。
根据刑法第93条第2款的规定，准国家工作人员包括以下三类：
1、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有公司、是指公司财产属于国家所有的公司及国家控股的股份公司。国有企业，是指财产属于国家所有而从事生产性、经营性的企业。国有事业单位，是指国家投资兴办、管理从事科研、教育、文化、体育、卫生、新闻、广播电视、出版等单位。人民团体，是指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各级青、工、妇等人民群众团体。
2、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委派”，是指委任和派出。受委派从事公务的人员，无论其先前是否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只要具有合法被委派的身份，即应视为是“以国家工作人员论”者。
3、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这类人员是指除上述两类人员外，其他一切依照法律规定在国家机关、国有单位职能管辖，管理范围内从事公务的人员，如：非国家工作人员因受国家机关、国有单位的合法委托而从事公务的人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中原本不是国家工作人员的代表，如原本是工人、农民、演艺员、运动员、专职教师、专职科技人员、个体经商户等人民代表；人民法院的陪审员、人民检察院的特邀检察员、监察部门的特邀监督员等。
司法实践中，在界定“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的范围时，应当紧紧地扣住这类人员必须具备的三个基本条件，凡具备这三个条件，且不属于刑法第93条第1款和第2款列举的前两种情形的人员，即可以纳入“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范围。


【作者简介】江礼华，教授、副院长，100041（北京）国家检察官学院
重庆市人民政府


第 117 号

《重庆市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已经2001年10月24日市人民政府第90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市 长


二○○一年十月二十六日


重庆市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城镇住房供应体系，加快城镇住房建设，加强对经济适用住房建设和经营的监督管理，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结合重庆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市城镇范围内国有土地上从事经济适用住房的建设、经营和监督管理，适用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经济适用住房，是指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组织指导下，由开发建设单位负责组织实施建设，享受有关优惠政策，向城镇中低收入家庭限价出售的微利商品房。
第三条 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市经济适用住房的统一监督管理。
各区县（自治县、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本辖区内经济适用住房的监督管理。
计划、规划、土地、房屋、物价等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协同做好经济适用住房的监督管理。
第四条 经济适用住房的建设、经营和监督管理应遵循合理布局、节约用地、标准适度、功能齐全、保本微利、服务社会的方针，坚持政府调控指导、银行贷款支持、企业实施运作、社会效益优先的原则。
第五条 经济适用住房的规划布局，应符合城市总体规划的要求，适应城镇化进程的需要。重点发展中小城市的经济适用住房，适度控制主城区内的经济适用住房。
第六条 市计划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市建设、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本市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城镇家庭住房水平、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全市经济适用住房的年度建设计划和年度用地计划，报市人民政府或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后实施。
第七条 经济适用住房的建设贷款实行指导性计划管理，年度贷款计划由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市计划行政主管部门、中国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和有关商业银行编制。
第八条 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主管部门，根据经济适用住房年度建设计划、年度用地计划和各区县（自治县、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上报的资料，组织论证和审批经济适用住房建设项目，并负责项目实施的监督管理。
第九条 经济适用住房的建设用地由市或区县（自治县、市）人民政府依法以行政划拨方式供应。
第十条 对涉及经济适用住房建设和经营的行政事业性收费，一律实行减半征收。按规定应收取服务费用的，按最低限收取。具体办法由市物价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并公布实施。
各收费单位收费时必须出示物价主管部门颁发的收费许可证。
任何单位不得擅自提高收费标准和增加收费项目。
第十一条 申请经济适用住房项目的开发建设，应当具有三级以上房地产开发资质和项目开发投资总额30%以上的项目资本金，并具有良好的社会信誉。
第十二条 申请经济适用住房项目的开发建设，应向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提供下列资料：
（一）《重庆市经济适用住房项目申请表》；
（二）本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条件；
（三）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资料。
第十三条 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在收到开发建设单位的项目申请及有关资料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应会同计划、规划、土地、物价等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银行，对所报经济适用住房项目及开发建设单位进行评审。符合条件的，批复确认开发建设经济适用住房项目资格并予以公示；不符合条件的，不予批准并说明理由。
具备招标条件的经济适用住房开发建设项目，应通过招标方式选择开发建设单位。
第十四条 开发建设单位自取得开发建设经济适用住房项目资格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应到项目所在地的区县（自治县、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领取《重庆市房地产开发建设项目手册》，按规定将主要事项记录在项目手册中，并报送项目所在地的区县（自治县、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开发建设经济适用住房，必须严格按照国家基本建设程序和市有关规定进行。
第十五条 经济适用住房户型以二、三居室为主。单体项目平均每户建筑面积不得大于100平方米，单户最大建筑面积不得大于140平方米；小区项目平均每户建筑面积不得大于115平方米，单户最大建筑面积不得大于150平方米。
第十六条 经济适用住房建设必须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技术规范和质量、安全标准，确保经济适用住房的工程质量、环境质量和功能质量。积极推广应用先进、成熟、适用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提高住宅建设水平。
第十七条 开发建设单位对其开发建设的经济适用住房的质量承担责任。勘察、设计、施工、监理、材料设备供应等单位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或合同的约定，承担相应的工程质量责任。
第十八条 经济适用住房项目竣工后，应按国家和市的有关规定进行项目竣工验收，并办理竣工验收备案手续。未经验收或验收不合格的，不得投入使用。
经济适用住房小区竣工后，应进行竣工综合验收。实行分期建设的，可以分期验收。
第十九条 经济适用住房的销售价格实行政府指导价，按保本微利原则确定。具体的销售价格（包括预售价和现售价）由物价部门会同建设、房屋等行政主管部门，根据价格构成因素确定，并实施监督管理。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擅自提价或变相加价销售经济适用住房。
第二十条 经济适用住房的销售价格构成，包括以下八项因素：
（一）建设用地的征地费和拆迁补偿、安置费；
（二）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三）房屋建筑安装工程费；
（四）基础设施建设费（含非经营性配套公建费）；
（五）本条（一）项到（四）项之和为基数的2%的管理费；
（六）法定贷款利息；
（七）税费；
（八）不超过本条（一）项至（四）项之和为基数的3%的利润。
第二十一条 家庭年收入未达到本市上年度城镇家庭年均收入的150%的本市城镇家庭，可申请购买经济适用住房。
第二十二条 申请购买经济适用住房的购买人应先到开发建设单位领取并填写《经济适用住房认购申请表》，并持购买人家庭人员所在单位或居住地街道办事处出具的家庭人员收入证明材料，到经济适用住房所在地的区县（自治县、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准购手续。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在收到申请和证明材料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进行核查，符合条件的，准予购买。
第二十三条 购买经济适用住房的资金以购买人自筹为主。金融机构和市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应按照《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等规定，积极向购买人发放商业性和政策性购房贷款。
第二十四条 已购经济适用住房的上市交易办法按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适用中的具体问题由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