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海市市直单位会计人员委派制暂行办法
山东省威海市人民政府
威海市市直单位会计人员委派制暂行办法
（2000年５月27日威政发［2000］22号发布）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会计工作管理，保障会计人员依法行使职权，发挥会计监督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和省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会计人员委派制，是指财政部门或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对其择优选聘委派到机关事业单位担任总会计师、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和委派到国有企业及国有控股企业担任财务总监（以下统称会计人员）的制度。
第三条 市直实行会计委派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国有控股企业（以下统称市直单位），适用本办法。
市直需要实行会计委派的部门和单位，由市财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提出意见，报市政府确定。
第四条 市财政部门负责组织会计人员委派的实施工作。人事 、监察、国资等部门和被委派单位，按照各自职责，共同做好会计人员委派工作。
第二章 委派会计人员条件及来源
第五条 委派的会计人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坚持原则，依法办事，廉洁奉公；
（二）熟悉财会法规和政策；
（三）持有《会计证》、《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证书》；
（四）从事会计工作两年以上，身体健康。
委派总会计师、财务总监，除具备前款规定条件外，还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总会计师：取得会计师任职资格后，主管一个单位或者一个重要方面的财务会计工作时间不少于3年；具备本行业的基本业务知识，熟悉行业情况，有较强的组织领导能力。
（二）财务总监：具有较全面的财会专业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担任过总会计师或财务、审计负责人，具有8年以上财会专业工龄，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第六条 委派的会计人员可从下列范围聘用：
（一）市直单位现有并符合任职资格条件的财会人员；
（二）从社会上公开招聘符合任职资格条件的财会人员。
第三章 委派会计人员的职责
第七条 委派的会计机构负责人和会计主管人员除履行法律法规规定的职责和岗位责任制规定的职责外，还应履行下列职责：
（一）监督检查单位内部各项财务运作和资金收支情况，监督本部门及所属单位的会计核算、会计事务和其他业务活动；
（二）督促被委派单位及时、足额上缴国家规定的税费和各项基金；
（三）纠正、制止被委派单位违反财经纪律行为；
（四）及时向委派机关报告被委派单位财会管理的重要情况，并提出建议。
第八条 委派的总会计师除履行《会计法》、《总会计师 条例》赋予的职责外，还应履行下列职责：
（一）监督本行业（系统）正确执行财政等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
（二）管好用好政策性补贴等专项资金，确保拨付的补贴款项及时足额到位，并做到专款专用；
（三）建立健全本行业（系统）的各项财务制度，加强财务监督，定期审核本行业（系统）资产、负债和损益情况；
（四）定期向财政、国资部门报告本行业（系统）资金运作和经济效益情况，及时报告经营中的重大问题。
第九条 委派的财务总监履行下列职责：
（一）审核公司的重要财务报表和报告,并与经理共同确认其准确性后报本企业董事会和财政、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对上报的公司重要财务报表和报告的真实性，与经理共同承担责任；
（二）参与制定公司的财务管理规定，监督检查公司各级财务运作和资金收支情况；
（三）审核规定限额范围内的企业经营性 、融资性、投资性、固定资产资金支用和汇往境外的资金及担保贷款事项；
（四）参与研究公司的年度财务预决算方案、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发行公司债券的方案、所属部门和二级公司的承包方案；
（五）审核公司新项目投资的可行性；
（六）每半年向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报告本企业的资产和经济效益变化情况，对企业经营的重大问题及时报告；
（七）发现公司严重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及时采取措施予以纠正，或向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报告。
第十条 委派的会计人员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从事会计工作，不受其他单位和个人的干涉。委派会计人员对违反财经纪律的财务收支，应当制止、纠正。对被委派单位负责人违反财经法规和财务制度的行为，有权拒绝执行或提出纠正，对重要问题不能解决应及时向财政部门报告或提出纠正意见。
委派的会计人员不得泄露被委派单位的商业秘密。
第四章 委派会计人员的人事管理
第十一条 会计人员按下列规定委派：
（一）总会计师、会计机构负责人或会计主管由市财政部门委派；
（二）财务总监由市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委派；
（三）市直部门下属事业单位会计机构负责人或会计主管，由主管部门委派。具体管理办法由委派机关会同有关部门制定。
第十二条 市财政部门委派的总会计师、会计机构负责人或会计主管，其编制、人事关系、工资，转入市财政部门统一管理，同时核减被委派单位相应的编制和经费。
市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委派到企业的财务总监，人事关系由市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管理。
第十三条 委派的会计人员由委派机关颁发委派证书。
第十四条 委派的会计人员，由委派机关和被委派单位双重领导和考核。
委派的会计人员应当自觉遵守被委派单位的各项规章制度，认真履行法定职责和岗位责任制。
委派的会计人员每半年应向委派机关作述职报告。
第十五条 委派的会计人员党（团）组织关系，按党（团 ）章程规定转入被委派单位，参加被委派单位的组织活动。
第十六条 委派的会计人员的任免、提升、调整、奖 惩，按干部管理权限审批办理。
第十七条 委派的会计人员实行定期交流制度和回避制度 。会计人员岗位一般3-5年交流一次。
第五章 委派会计人员的工资福利待遇
第十八条 委派的会计人员的工资、津贴、奖金及其他福利待遇，纳入同级财政预算，由财政部门统一管理和发放。
第十九条 委派的会计人员，不得在被委派单位获取任何 经济利益或报销与工作无关的费用。
第六章 委派会计人员的奖惩
第二十条 委派的会计人员在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由委派机关给予表彰或奖励。
第二十一条 委派的会计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主管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或取消委派会计资格；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在财务工作中，监督不力导致被委派单位发生重大违法违纪问题的；
（二）有行贿、受贿行为的；
（三）与被委派单位串通作弊的；
（四）获取被委派单位的经济利益或在被委派单位报销与工作无关的费用的；
（五）对重大违纪问题不抵制、纠正,不及时反映情况的；
（六）泄露被委派单位商业秘密的。
第二十二条 委派的会计人员，违反财会法律法规规定的，由有关主管部门依法给予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三条 被委派单位对委派的会计人员工作刁难、打击报复的，按有关规定对相关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四条 被委派单位发现被委派的会计人员有违法违纪行为的，有权向监察、财政、国资部门举报。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五条 市财政部门可根据本办法制定具体实施办法 。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由威海市财政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张守文 北京大学法学院 教授
四、分配结构调整的财税法理论提炼
分配结构的财税法调整，需要有理论的指导和支撑，需要体现相应的理念和价值追求，以确保分配结构调整与财税法制度建构的系统性、科学性和内在一致性。为此，财税法理论应当有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即分配理论，[1]以及更为具体的有关分配结构调整的理论。但从总体上说，以往的财税法研究对此几乎未予关注，因而需要结合前面的有关探讨，结合财税法的制度实践，进一步提炼财税法领域的分配理论，以及更为具体的分配结构调整的理论。事实上，在财税法的分配理论中，分配结构调整理论是核心，因为整个财税法的制度安排或制度调整，在一定意义上都是围绕分配结构的调整展开的，由此视角可以对整个财税法的理论和制度进行考察和解析。
结合前面的理论探讨与现实的制度实践，可以提炼出财税法理论中的分配理论，作为分配结构调整的财税法理论基础，具体包括关联理论、功用理论、目标理论、适度理论、系统理论、范畴理论，等等。现分别简析如下：
第一，关联理论强调，分配与制度的关联以及分配结构与财税法调整的关联，是运用财税法调整分配结构的重要基础；没有上述关联，财税法的调整就不可能影响分配结构。如前所述，财税法规定的大量分配制度，对分配结构的形成和变革具有重要影响；同时，财税法对于各类主体收益分配权的配置，会直接决定分配结构的合理性。要优化分配结构，就必须在财税法上合理地配置收益分配权。关联理论着重解决的是“对分配结构进行财税法调整”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的问题，强调要不断优化财税法上的收益分配权配置。
第二，功用理论强调，财税法对分配结构调整具有特殊功用。前面的探讨表明，对于分配结构的调整，不同类型法律的功用各不相同：传统法对于初次分配的调整功用往往更大；而现代法对于再分配的调整功用则更为突出。若从宏观调控角度把财税法归入经济法，则其解决再分配问题的功用更引人注目。此外，由于财税法的调整同样会影响初次分配的相关要素，因而其对于初次分配的功用不可忽视。在分配结构的调整方面，财税法的功用更为特殊，作用的空间更为广阔。
第三，目标理论强调，财税法作为典型的分配法，其主要目标就是通过规范分配行为、保障分配权益，来实现宏观调控和资源配置的效益，保障经济公平和社会公平，从而促进经济与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而分配结构的调整，同样应当有助于提高宏观调控和资源配置的效益，保障和促进公平与正义，推进经济稳定增长与社会和谐稳定。可见，分配结构的调整应当与财税法的调整目标保持一致。
财税法的目标既与其前述的功用直接相关，也与财税法的特定价值密不可分。诸如公平、效率、秩序、正义等价值，对于分配结构调整同样非常重要。通过财税法的有效调整，实现分配结构的优化，应当更加有助于增进分配公平，提高分配效率，保障分配秩序，从而实现分配正义。
第四，适度理论强调，分配一定要适度，要“成比例”。亚里士多德在谈到分配的公正时认为，“公正必定是适度的、平等的”，强调“分配的公正在于成比例，不公正则在于违反比例”。[2]分配结构的调整，与宪政理论、人权理论、宏观调控理论等直接相关，无论基于限制政府权力、保障基本人权，还是基于保障调控实效的考虑，财富或收入的分配都必须适度，尤其不能给国民造成不应有的侵害，应当努力把对国民的影响降到最小。
适度理论中还蕴含着一些指导分配结构调整的重要思想。例如，基于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定位，政府不能与民争利，其收入能够满足公共物品的提供即可，而无需在整个国民收入中占比过高。此外，在国家征收比例方面，要实现“富国裕民”或“民富国强”的目标，就必须真正“裕民”，实现“民富”，国家在财富的征收方面就不能伤及“财税之本”。依据著名的“拉弗曲线”（Laffer Curve）所体现的“拉弗定律”，一国课税必须适度，不能税率过高，更不能进入课税禁区，必须使税负合理，以涵养更多的税源。从制度实践来看，体现这一重要思想的美国《1986年税制改革法》，[3]为世界范围内的税法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思路。我国有关“宽税基、低税率”的主张甚多，其实就是适度思想的体现。类似地，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审判实践中形成的“半数原则”，[4]强调私有财产应以私用为主，其负担的税收不应超过其应有或实有收益的“半数”，以更好地保障私人产权。在这一过程中，确立良性的“取予关系”非常重要，[5]它是国家与国民之间良性互动的前提和基础，也是政府合法化水平不断提高的重要基础。
适度理论与上述的目标理论也密切相关，它强调在实现目标的手段方面，无论是分配结构的调整，还是财税法的调整，都应当强调适度；只有分配适度，才能实现公平、公正，才能形成良好的分配秩序，各类主体及其行为才可持续。
第五，系统理论强调，分配问题非常复杂，无论是对分配结构的调整，还是通过财税法来解决分配问题，都需要从整体上系统地考虑。事实上，财税法解决分配问题，需要财税法内部各类制度的配套；同时，要全面解决分配结构的调整问题，财税法仍有很大局限性，需要不断完善自身的法律结构，实现分配结构与财税法自身结构的“双重调整”，[6]加强与其他相关法律制度的协同，以更好地规范分配关系，形成良好的分配秩序。
此外，系统理论还强调，财税法上的收益分配权配置，直接影响相关的分配结构，以及财税法的调整功能，因此，必须关注收益分配权结构的合理性，并对相应的财权或税权结构进行动态调整，以更好地实现财税法系统的功能。
第六，范畴理论强调，财税法中的大量制度都是在规定分配主体、分配行为、分配权利、分配义务、分配责任，并通过这些分配制度的安排，来解决分配问题，防止分配失衡，确保分配秩序，实现分配公平和分配正义，从而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分配”范畴。这些范畴对于构建财税法学较为系统的分配理论非常重要。与此同时，通过构建分配范畴体系，可以重新审视整个财税法和财税法学，从而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为什么“财税法是分配法”以及为什么“分配是贯穿整个财税法学的重要线索”，等等。
以上只是对分配结构调整影响较大的几类重要分配理论的简要解析，其实，上述理论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不仅对分配结构调整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完善现行的财税法制度，推进分配结构的优化，亦具有重要价值。为此，有必要结合上述理论，探讨针对各类现实分配问题的财税法调整问题。
五、针对现实分配问题的财税法调整
调整分配结构，促其不断优化，应着力解决宏观上的分配结构失衡问题，以及现实中突出存在的分配差距过大、分配不公等分配问题。为此，需要针对上述各类问题，结合上述的分配理论，调整财税法的内部结构，改变不合理的权利配置，全面推进财税法具体制度的完善，实现财税法的有效调整。
（一）针对分配结构失衡问题的财税法调整
分配结构的失衡，是财税法调整应予解决的重大问题。财税法的制度完善，尤其应针对重要的、特殊的分配结构来展开。例如，政府、企业、个人三大主体所构成的“三者结构”历来备受重视；同时，高收入者、中等收入者、低收入者所构成的“三者结构”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针对这两类“三者结构”，在财税法上应当合理界定各类主体的收益分配权，并在制度设计上予以公平保护。
如前所述，近些年来，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以及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占比都相对偏低。这“两个比重”偏低的问题，作为分配结构失衡的重要体现，已经引起了国家和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我国在2007年10月就提出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近几年来，“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努力提高两个比重，尽快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已成为普遍共识，并已被列入《“十二五”规划纲要》。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如何提高“两个比重”，既是分配结构调整的重要使命，也是财税法调整的重要目标。
1.居民收入占比过低的财税法调整
针对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占比过低的问题，应当在财税法的调整方面作出诸多重要安排，通过多种影响再分配的法律手段，不断提高居民收入的数额，以及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
在提高居民收入数额方面，可用的财税法手段颇多。例如，通过实施转移支付制度，加大财政补贴、社会保障方面的数额，可使居民收入得到提升，真正做到“用之于民”；通过各类税法制度的调整，可适当降低居民的税负水平，真正做到“多予少取”，从而在实质上扩大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等等。
在提高居民收入数额的同时，尚需通过财税法的调整，在整体上提高居民收入的占比。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财政收入连年大幅高于GDP的增速，在整体国民收入中的占比逐年攀升，已受到不少诟病。如何通过财税法制度的完善，形成国家与国民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以确保收入分配秩序，解决现行财税制度的“过度征收”问题，已经迫在眉睫。
上述财政收入连年大幅增收的现象，有多方面的经济和法律原因，其中，各种类型的“重复征税”是较为重要的法律原因。无论是税制性的重复征税，还是法律性的抑或经济性的重复征税，都会严重损害国民权益，影响相关主体的有效发展。近年来全球性的通货膨胀在持续走高，我国国内的通胀问题也十分突出。面对节节攀升的CPI，人们惊奇地发现，重复征税的问题已经成为导致物价上涨过快的重要诱因。因此，对于税制性重复征税，必须考虑税制的整体优化，必须加强税收立法的协调和统合。当前，财税法律制度不协调导致的不合理的税制性重复征税，以及由此引发的税负过重问题，直接影响了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整体占比，解决此类重复征税问题，应当是完善现行财税制度的一个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