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多佐的实用主义法律思想研究

周成泓＊

[摘 要]卡多佐的法律思想属于实用主义法学，其最大特点是注重实用，强调法律的社会目的和社会效果，反对过分注重法律的逻辑。卡多佐的法律思想集中体现在他关于裁判方法的论述中。他认为，裁判方法有四种，即逻辑推理、习惯方法、传统方法以及社会学方法。从实用主义哲学出发，卡多佐赞成法官造法，但认为它只是例外；赞成司法审查，但坚持法官必须维护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权威。
[关键词]卡多佐；实用主义；实用主义法学；判决方法

本杰明内森卡多佐是美国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法律家和法学理论家之一，他的法律思想体现在其著作——《司法过程的性质》、《法律的增长 法律科学的悖论》以及其一系列司法意见书中。随着我国法治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以及司法改革的不断深入，司法层面的科学（理论）与技术（艺术）逐渐引起我国法律工作者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在这种理论与实践背景下研究卡多佐的法律思想是有其积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的——毕竟，他是把法官如何造法、如何判案，并暗示其他法官为何会这样做等情事告诉我们的第一位现代法官——“而我们如果对任何事物，对政治或其他问题，追溯其原始而明白其发生的端绪，我们就可获得最明朗的认识。”[1]
一、卡多佐法律思想的来源：实用主义与实用主义法学
（一）实用主义
按照学界的通常看法，卡多佐的法律思想属于实用主义法律思想，其哲学基础就是实用主义。实用主义是美国土壤上生长出来的一个哲学流派，它于19世纪70年代在美国露头，其创始人是美国哲学家皮尔士。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通过詹姆斯和杜威等人的活动，实用主义发展成为美国影响最大的哲学流派。20世纪40年代以前，实用主义在美国哲学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甚至被视为美国的半官方哲学。实用主义并不限于自称是实用主义的哲学家，它是一个极其多样的传统，而不是某个单一、融贯的思想流派[2]，它最大的特点是重行动反空谈，重效用反虚夸，主张探索、求实、进取；倡导人道主义和乐观、冒险精神[3]。
实用主义法学泛指以实用主义哲学作为其哲学基础的法学流派，它并不是指一个独立的学派，美国社会学法学和现实主义法学均属于这一类[4]。在美国，首先将实用主义哲学应用于法学的是美国著名法学家、法官霍姆斯，他曾提出一个广为人知的实用主义法律概念：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而是经验。他还认为，逻辑并不是法律发展中起作用的唯一力量，它之所以被夸大，就是因为它满足了人们思想中对确定性和安静的渴望。在写于1897年的《法律之路》中，霍姆斯写道：“逻辑形式的背后是针对相互冲突的立法理由的相对价值与轻重程度作出的判断。当然，这往往是未经道出且不知不觉的判断，然而却是整个司法过程的根基与核心所在……我认为法官并未充分认识到他们有责任权衡社会利益的利弊得失。”[5]这一关于社会利益与先例的逻辑推演的深刻洞见对卡多佐的影响很大。美国实用主义法学的另一个代表人物是律师约翰奇普曼格雷。在长期的法律生涯中，格雷意识到法官判案时扮演着政策制定者的角色，他竭力主张，法院的职责就是造法。格雷阐述了司法裁决的三种方法，即历史方法、系统方法和分析方法或理论方法。此外，他还考察了法院从中吸取规则的五种渊源：立法机关的制定法、司法先例、专家意见、习俗以及道德原则（包括公共政策）[6]。格雷对卡多佐形成其法律思想的影响是重大的。再一位对卡多佐有着重大影响的法学家是著名法学家罗斯科庞德，他是实用主义法学又一位代表人物。庞德带头致力于更新法律，以适应当时美国翻天覆地的变化，致力于通过“社会学法律学”鼓励在法律领域运用实用主义。从实用主义出发，他强调法律的社会目的、效果和作用，认为法律是一种社会工程，是社会控制工具之一或首要工具，其任务在于调整各种相互冲突的利益；二十世纪的法律是法律社会化的阶段，法律不仅应当保护个人利益，而且更应强调保护社会利益[7]。正是从这三位实用主义法学家身上，卡多佐吸取了注重实用之精神的养分，逐渐形成了他自己的司法哲学。
二、法官如何判决
在其代表作《司法过程的性质》中，卡多佐认为法官在判案时有双重任务：首先，他必须从一些先例中抽象出基本的原则，即判决理由；然后，确定该原则将要运行和发展的道路或方向。第一个任务是每位法官在每个案件中都会碰到的问题，但在绝大多数案件中，第二个任务是法官所不常遇见的。正是由于法官在不同案件中具体任务存在差异，决定了案件有四种裁决方法，即逻辑推理（卡多佐称之为类推规则或哲学方法）、演化方法、传统方法以及社会学方法。
（一）哲学方法（逻辑方法）
法官处理案件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找到适用于该案的法律，那么，法官从哪里去找这些法律呢？卡多佐认为，如果适合此案的规则是由宪法或制定法所提供，法官就应该服从该法律，并且宪法是高于制定法的；但是，当宪法和制定法的含义不是十分清晰、明确时，就还有一个解释的问题，即如何寻找和确定立法者心目中的含义。关于法解释，有学者认为它的核心是“法解释的客观性（科学性）问题”。这一命题又包括三个子论题，其一是法解释究竟是否、其次在多大程度上混入价值判断？对此若回答说不混入价值判断，问题就简单了，假使不是这样，则涉及第二个论题：法解释的过程中价值判断的混入，究竟是否、其次在多大程度上将损害法解释结果的客观性？对此若作肯定回答，就称之为主观说，作否定回答者则称为客观说。若采主观说就要求我们进一步考察第三论题，即“法解释中掺杂一点主观要素的事态，究竟能否作为正常的事态被正当化，或者作为不受欢迎的病态事理而被克服？”[8]一般而言，近现代多数法学流派包括实用主义法学都认为法解释是带有价值判断的。 至于价值判断的混入是否会导致主观性，学者们存在较多分歧，大致可划分为两派，一派是客观说，此说主张并非百分之百的法解释都是客观的，只是具备一定条件的解释，例如，符合历史进步方向的解释是客观、正确的，这一派学者多通过坚持历史学的、社会学的实施的纯粹实事求是的研究来保证法解释的客观性。主观说与客观说相同点在于，都承认法解释学对于社会科学研究的依存度愈高其自身的客观性也就愈高，二者的区别在于，客观说认为依靠这一方法克服法解释的主观性是可能的，与之相反，主观说则认为这一方法无论如何彻底仍将有不能除去的主观要素存在。
卡多佐坚持实用主义的进路，在法解释问题上，他认为，在探求制定法的含义时，法官必须做的并不是确定当年立法机关对某个问题是如何想的，而是要猜测对立法机关当年不曾想到的要点——如果曾想到的话——立法机关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意图，要重视法律文字和法律精神之间的反差。“法官作为社会中的法律和秩序之含义的解释者，必须提供制定法中被忽略的因素，纠正不确定性，并通过自由决定的方法——‘科学的自由寻找’——使审判结果与正义相互和谐。”对于不同法律领域中的法律解释问题，卡多佐认为：首先，在宪法中，自由决定的方法是占主导地位的方法，宪法的巨大概括性使之具有一种随时代而变化的内容和意义，解释不再仅仅是如何确定立法者的含义和意图的问题，解释应对宪法进行补充，填补其空缺。至于其他案件，法官解释时主观因素所起的作用要小些，但二者只是程度不同罢了，在本质上并无区别。作为实用主义法学者，卡多佐在简易案件中是形式主义者、概念论者，要求严格遵循先例或制定法；而在疑难案件中他却是现实主义者、自由法论者，坚持法律解释（法律推理）的实践性，认为法律推理在经过逻辑推导之后，其结论要经常地用社会的现实情况加以检验和考量，这些现实的标准包括以下几种评价标准：矫正正义的要求、对“常识”的考虑、以及对公共政策的考虑[9]。
（二）其他方法
在为逻辑方法设定首要地位以后，卡多佐又承认，逻辑方法不可走得太远，有时严格遵守逻辑却出现了令人莫衷一是、但却合乎逻辑的情形。此时，法官就应当抛弃逻辑方法，而尊重历史或习俗、社会效用或某种不可抗拒的正义感、有时也许是对他对法律的总体精神半带直观的领悟。逻辑方法是一种纯粹的理性尝试，而历史方法是追本溯源，经常的情况是，历史的影响为逻辑清扫道路。卡多佐以不动产法，尤其是土地租赁制度为例，认为“在这些问题上，一页历史就抵得上一卷逻辑。……某些土地法的概念本身是从法律的外部而不是从法律内部来到我们面前的；它们所体现的，许多都不是现在的思想，更多是昔日的思想；如果与昔日相分离，这些概念的形式和含义就无法理解并且是专断恣意的；因此，为了真正合乎逻辑，它们的发展就一定要充分注意到它们的起源。”他引用梅兰特的话说，“我们已经埋葬了这些诉讼形式，但它们仍然从坟墓中支配着我们” [10]。不过，卡多佐认为，历史方法也是有限的，它只能适用于那些具有独特的历史发展轨迹的法律概念的案件。
如果按照历史和哲学方法仍不能确定案件的判决理由，就可以考虑习惯或传统方法。但卡多佐认为，习惯在今天的创造能力已不如它在过去的年代了，近年来，我们寻求习惯，很多时候不是为了创造新规则，而是为了找到一些检验标准，以便确定应如何使用某些既定的规则。因此，不能认为习俗当然具有法律效力，除非已被纳入法典之中。
注重社会学方法是庞德的社会学法学 最为突出的特点，他认为，社会学法学家目前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在创立、解释和适用法律方面，更加注意与法律有关的社会事实，要研究法律制度和法律学说的实际社会效果，要对法制史进行社会学的研究，要承认对法律规则分别情况加以适用的重要性，即力求每个案件都能得到妥当的处理。为此，需要研究依不同情况适用法律的制度，包括对司法制度和行政活动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庞德还主张，法律是与一定时间、空间的文明密切相关的，它是文明的产物，也是维护文明、推进文明的手段[11]。卡多佐承继了庞德上述法律思想，认为，当社会的需要要求这种解决办法而不是另一种的时候，这时，为追求其他更大的目的，我们就必须扭曲对称、忽略历史和牺牲习惯。社会学方法的核心源于当代价值观在法律规范层面的表达，是在社会学方法中得以排遣和表现的社会正义的力量[12]，它以规则对社会的价值作为最高检验标准。至于“社会利益”所指为何，卡多佐认为，社会利益是一个很宽泛的术语，涵盖了许多性质上或多或少有所联系的概念，它可以指人们通常所说的公共政策、集体组织的善，也可以指由于坚守正确行为的标准而带来的收益。
（三）遵循先例、法官造法及司法审查
1.遵循先例
卡多佐的实用主义法学思想在其关于法官造法的论述中表现得最为充分。卡多佐深受耶林法学思想的影响，他认为法官在执行社会政策方面大有可为。不过，与耶林主张法官可以而且应当在制定法没有覆盖的领域进行创造性司法不同，他认为，最基本的社会利益之一就是法律应当统一并且无偏私，遵循先例应当成为规则，而不是一种例外。由于社会看重稳定、秩序、连贯，法官通常要容许源自逻辑、历史或习俗的法律沿其固有的路线走下去，但不可走得太远。法官切不可将连续性这一社会价值与形式主义混为一谈。显然，卡多佐认为，这一问题的实质在于平衡相互冲突的价值观而不是宣布基本原理。
2.法官造法
在讨论了遵循先例的问题之后，卡多佐接着又提出了一个问题：法官如何进行利益衡量。对此，他的回答是，他必须像立法者那样从经验、研究和反思中获取他的知识，即从生活本身去获取。事实上，这就是立法者的工作和法官的工作相接的触点。作为一位维护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权威的法官，卡多佐主张法官只能在空白处立法，司法性立法相对于立法机关的立法来说，只能是从属性的。这种观点是法学界、法律界的主流观点，是一种较为稳健的司法哲学。那么又如何保证法官造法的公正性呢？卡多佐以为，法官应当服从于当立法者自己来管制这个问题时将会有的目标，并以此来塑造他的法律判决，他应当尽可能地使自己从每一种个人性的或其他产生于他所面临的特殊境况的影响中摆脱出来，并将他的司法决定奠基于具有一种客观性质的某些因素之上。卡多佐要求法官在填补法律的空白之际，应更多地考虑社会需求。这充分反映了它的现实主义（实用主义）立场。
3.司法审查
关于法官制定政策的职能、法官扮演这一角色的理由、法官与立法者制定政策的角色之间的差异，卡多佐也有自己独立的观点。尽管他承认法官并无造法的特殊才能，但他认为法官造法天经地义。他说：“这里的要点更多在于人们必须将这一解释的权力放置在什么地方，而政制的习惯又已经将之放在法官的手中。如果法官要完成他们作为法官的职能，那么这种权力就很难放在其他地方。”[13]在后来出版的著作《法律的成长 法律科学的悖论》一书中，卡多佐回答了法官何以比立法者更能胜任这一任务，即法官的时间比立法者的多，且更能集中精力把原则运用到纷纭复杂的案情。因此，他们可以更好地逐案调整法律，使之适应社会的变局[14]。论及司法立法与立法者立法之间的差异时，前面已经提到，就是卡多佐认为，法官只能在“法律的空隙处”立法。因为卡多佐深知，政府可支配的资源有限，他赞成通过政府调控改良社会，并对司法干预政府存有戒心，他相当尊重——当然也不无限制——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权限。上述持论反映了卡多佐持有的是一种温和的司法审查论，其理论基础正是实用主义。
实用主义从实践、经验和效果三位一体的哲学模式出发，既否定形而上学，也扬起“寻真主义”；既反对决定论和绝对论，以挫败思辨哲学和逻辑分析的锋芒；也揭示了人的生活本性，把高深莫测的玄学拉回人世，使新哲学对人的日常实践具有指导作用。以之一脉相承，实用主义法学反对过分强调法律的逻辑性和严整性，而强调法律的社会目的、效果和作用。作为实用主义法学论者，卡多佐的法学思想立论公允持平，虽赞成法官造法，但也主张维护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权威；承认并肯定法官个人特性对司法的影响，但也认为应当将之融入主流社会价值，而不可率性而为；此外，他主张理论应当切实可行。正是基于此，卡多佐适应社会的发展，紧扣时代脉搏，支持当时罗斯福总统的“新政”，在许多案件的裁决中创立了一系列的法律原则，促进了社会的进步。
卡多佐的法学思想中有许多东西值得我们学习，但笔者以为，其中最为重要的有两点：第一，理论研究必须关注现实，不能为了理论而理论；第二，要与时俱进，理论必须要能够回答时代所提出的新问题。


参考文献：
[1]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上海:商务出版社,1997.123.
[2] [美]霍姆斯.法律论文集[M].1920,181.转引自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287.
[3] 张之沧.从詹姆士到罗蒂的实用主义诠释[J].广西社会科学,2003,(2).
[4] 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286.
[5] Oliver Wendell Holmes,The Path of the Law .in Collected Legal Papers,181,184(1920).转引自[美]AL考夫曼.卡多佐[M].张守东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209.
[6] [美]AL考夫曼.卡多佐[M].张守东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210.
[7] 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306-308.
[8] 梁慧星.民法解释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169-170.
[9] [美]本杰明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M].苏力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98.5－12.
[10] [美]本杰明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M].苏力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98.33.
[11] 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283-288.
[12] [美]本杰明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M].苏力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98.39.
[13] [美]本杰明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M].苏力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98.84.
[14] [美]卡多佐.法律的成长 法律科学的悖论[M].董炯,彭冰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42.
青海省人大常委会


青海省绿化条例
青海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青海省人大常委会公告(第四十四号)


（青海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01年6月1日通过，自2001年8月1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快国土绿化，改善生态环境，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的绿化，是指在宜林、宜草的区域，因地制宜地植树种草，恢复和增加植被，保护林草资源，改善生态环境的行为。
第三条 凡在本省行政区域内的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本条例。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统一领导本行政区域的绿化工作，建立健全的投资保障机制和科技保障体系，制定本行政区域的绿化规划并组织实施。
林业（园林）、畜牧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绿化的监督管理工作。水利、农业等行政主管部门依照各自的职责，具体负责绿化管理工作。
第五条 绿化工作应当遵循自然规律，尊重科学，因地制宜，宜林则林，宜草则草。实行生物、工程相结合的综合措施，封育与植树种草并举，突出生态效益，兼顾经济效益。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制定发展绿化事业的优惠政策，组织单位和个人大力开展植树、种草；鼓励和引导各种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和个人以各种形式进行绿化建设。
第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广播、电视、报刊等新闻单位，应大力宣传国土绿化的重要意义，提高全社会履行绿化义务、保护和建设生态环境的自觉性。

第二章 绿化规划
第八条 各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本省生态环境建设规划，会同有关部门编制本行政区域的绿化规划。绿化规划应纳入同级人民政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城市绿化规划由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城市林业（园林）行政主管部门共同编制，纳入城市总体规划。
第九条 编制绿化规划，应坚持全面规划、突出重点、分类指导、分步实施的原则，根据当地气候资源、水土资源、地貌地形以及城镇布局等特点，确定本行政区域的绿化目标和措施。
第十条 绿化规划应包括：天然林（含灌木林）保护、退耕还林还草、防护林建设、自然保护区建设、“四荒”地治理、城镇绿化、草原建设、荒漠化防治等内容，并与有关规划相协调。

第三章 绿化责任
第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根据绿化规划，编制分地区、分年度实施计划，并负责组织实施，确保绿化目标的实现。
第十二条 绿化工程应按绿化规划设计方案，按设计方案组织施工，并严格遵守技术规程。
第十三条 国有的宜林宜草地，由其使用单位或个人按绿化规划的要求绿化。
铁路、公路两侧、水库、灌溉渠以及水利设施管理区的绿化，由其主管单位负责。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部队营区、车站、机场等单位的绿化，由各个单位负责。
城镇的公共绿地、风景林地、防护绿地、公园及街道绿化带的绿化，由城市园林或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
第十四条 凡年满18周岁至60周岁的男性公民和年满18周岁至55周岁的女性公民，除丧失劳动能力者以外，每人每年应义务植树3—5株。未满18周岁的青少年，可就近安排力所能及的绿化劳动。

第四章 “四荒”地的绿化
第十五条 县级人民政府应在严格界定“四荒”地（包括荒山、荒沟、荒丘、荒滩，下同）范围，确定权属后，大力组织开展开发绿化。
“四荒”地初步绿化后，根据其主导经营项目，由县级人民政府及时为经营者办理土地证、林权证、草原证等相应的权属证明，依法监督管理。
第十六条 开发绿化“四荒”地，坚持多种方式并举的原则。根据群众意愿和当地实际情况，实行农牧户或联合承包、租赁、拍卖使用权或股份合作等方式。同时，鼓励和支持社会单位或个人参与。
第十七条 承包、租赁或拍卖“四荒”地，双方当事人应当依法签定合同或协议。除法律、法规规定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变更合同或协议内容、解除合同或协议、收回“四荒”地使用权。
“四荒”地使用权可以依法继承、转让或转租，还可以抵押。
国家建设征用已开发绿化的“四荒”地时，对其绿化的成果应按有关规定给予经济补偿。
第十八条 开发“四荒”地进行绿化建设的，享受国家有关优惠政策。依照先开发、后交费的原则，待有收益后按承包合同或协议缴纳承包费和土地使用费。
第十九条 开发绿化“四荒”地，必须坚持合理规划、治理开发与绿化建设相结合、以小流域为单元进行综合治理的原则，恢复和建设林草植被，改善生态环境。
第二十条 开发绿化“四荒”地，谁治理、谁开发、谁管护、谁受益。绿化面积达到规定指数要求的，可以开展多种经营活动。
第二十一条 纳入绿化规划的“四荒”地，必须按规划进行绿化。
对于开发绿化进度缓慢，未达到合同要求或协议规定进度的，应限期治理绿化，对于长期违约不治理开发、毁坏林草植被种植农作物或其他掠夺式开发的，以及违反合同或改变土地用途的，“四荒”地所有权人可解除合同或协议，无偿收回使用权，但必须依法办理有关手续。

第五章 退耕还林还草
第二十二条 坡度在25度以上的、水土流失严重、耕作条件差的山旱地，自然保护区、天然林区保护范围内的耕地以及高海拔地区的耕地，应当逐步退耕还林还草。
第二十三条 退耕还林还草应充分尊重农牧民的意愿，实行“退耕还林（草），封山绿化，个体承包，以粮代赈”的方针，采取全面规划、分步实施、突出重点、先易后难、先行试点、稳步推进的措施，与农牧业结构调整和地区经济发展相结合，发展特色产业和新兴产业，增加农牧民收入。
第二十四条 农牧户已承包耕地退耕还林还草的，其承包经营权不变，对退耕土地免征农业税。
第二十五条 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分别由林业、畜牧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管理，实行集体或个体承包。
第二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退耕还林还草工作的组织领导和监督。凡列入退耕规划的耕地，应当退耕；已退耕的土地严禁复垦。

第六章 绿化管护
第二十七条 县级人民政府根据实际需要，划定绿化管护责任区，实行管护责任制，巩固绿化成果。
绿化责任区和承包区由责任单位或承包人负责管护。
乡（镇）人民政府、村民委员会可制定本地区绿化公约，建立具体可行的管护制度。
第二十八条 绿化区实行经营管护责任制，推行管护承包。森林、草原等绿地管护责任人，应强化林草的抚育管护，加强绿地病虫鼠害的防治。
第二十九条 严禁采伐天然林、防护林、生态林等公益林。确因自然灾害等原因必须采伐的，应报省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有关单位应限期补植苗木，恢复植被。
第三十条 县级人民政府根据绿化工作需要，划定绿化封育区，设立封育标志，公布封育范围和封育期限，落实封育措施。
风沙危害地区、水土流失严重地区、严重退化草地和退耕还林还草地应当进行封育。
第三十一条 县级人民政府可根据当地生态环境和植被现状，将水源涵养林（草）区、小流域治理区、封山（滩）育草区和水土流失严重的荒山荒坡划定为禁牧区，并发布禁牧令。
第三十二条 因施工造成植被损毁的，建设单位应在工程竣工后1年内恢复植被，或缴纳植被恢复费，由当地人民政府委托的单位实施绿化。
第三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依法规范取土、采砂、采石、采金、采药等可能破坏植被的行为。

第七章 绿化保障
第三十四条 绿化资金坚持自筹为主、政府扶持的原则。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根据本行政区域绿化规划和年度绿化计划，每年应安排一定数额的资金用于绿化事业，并保证逐年有所增加。同时，应采取措施多渠道筹集绿化资金，引导信贷资金、社会资金投向绿化开发。
第三十五条 各级林业、畜牧行政主管部门应有计划地建立良种苗木和草种生产基地，保证绿化需要。
鼓励和支持各种经济组织、个人从事良种苗木和草种生产经营活动。
第三十六条 用于绿化的苗木、草种，经种子质量检验机构和植物检疫机构检验、检疫合格的，方可供应和销售。
草种经营者必须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和有关植物检疫的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防止植物危险病、虫、杂草及其他有害生物的传播和蔓延。
第三十七条 各级林业、畜牧行政主管部门应加强对绿化工作的技术指导，大力推广应用绿化技术成果和实用技术，科学配置树种、草种，提高造林种草成活率、保存率和绿化质量。
鼓励和组织科技人员承揽绿化工程项目，创建绿化科技示范点，带动绿化科技事业的发展。
第三十八条 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加强水资源的开发和合理配置，保障绿化工作的进行。

第八章 奖励与处罚
第三十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每年应对本行政区域绿化工作完成情况进行验收、考核，对绿化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四十条 不按本条例的规定制定绿化规划或未完成绿化任务的，由上级人民政府予以通报批评，并追究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的责任。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完成造林任务；逾期未完成的，除责令补栽外，可以并处未完成造林任务所需费用的1—2倍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或处罚：
（一）连续两年未完成造林任务的；
（二）当年造林成活率未达到规定要求的；
（三）植树造林责任单位未按照绿化要求按时完成任务的；
（四）退耕后又复耕的。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分别由县级林业、畜牧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罚：
（一）拒不履行绿化义务的，责令限期履行义务或缴纳绿化费，超过期限仍不履行的，处以应缴纳绿化费1倍的罚款；
（二）移动或毁坏封育标志及设施的，责令恢复原状，拒不恢复原状的，处以1000元以下罚款；
（三）在封育区、禁牧区从事放牧活动的，每次每羊单位处以3元的罚款；
（四）在成林地、幼林地、封山（滩）育林（草）地有取土、采砂等行为的，按破坏面积每平方米处以50元罚款；
（五）虚报造林面积、退耕还林还草面积，骗取造林经费和国家补助粮款的，除追缴所得金额和补助粮外，并处以骗取经费和补助粮的1—3倍罚款。
第四十三条 滥伐、盗伐天然林、防护林、生态林等林木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规定给予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四条 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其所在行政主管部门或同级行政监察机关给予行政处分；造成经济损失的，责令赔偿损失；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在绿化工作中利用职权，假公济私、谋取私利、失职、渎职的；
（二）利用职权弄虚作假，虚报绿化成绩，骗取荣誉的；
（三）克扣、截留或挪用、贪污绿化补助款的。

第九章 附则
第四十五条 本条例的具体应用问题，由青海省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四十六条 本条例自2001年8月1日起施行。


2001年6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