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汕头市人民政府


汕头市人民政府令第 15 号


　　《汕头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行使市一级管理权限办法》已经１９９７年７月１０日汕头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市　长 周日方
一九九七年九月十二日


汕头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行使市一级管理权限办法


　　第一条　为进一步推动汕头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下简称高新区）的建设与发展，根据《广东省经济开发试验区管理暂行规定》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汕头经济特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汕头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高新区管委会）是汕头市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代表市政府行使市一级管理权限，对高新区实行统一领导、统一规划、统一管理。
第三条　凡在经依法批准的高新区范围内从事经济和行政管理工作的，适用本办法。
　　高新区管委会直接管辖的高科技园等延伸区域的管理工作，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四条　高新区管委会报经市政府批准设立的各职能部门，负责行使市一级相关职能部门的管理权限，业务上接受市政府相应职能部门的指导。
　　第五条　高新区管委会及其职能部门行使本办法赋予的市一级管理权限，按以下方式办理：
　　㈠　属其权限和职能范围内的事项，经管委会及其职能部门批准，报市政府或市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备案，无需再行审批；
　　㈡　需向上级转报的事项，由市政府有关职能部门予以优先办理，或按有关规定由高新区管委会直接上报；
　　㈢　原市政府有关职能部门的发证工作，转由高新区管委会及相应职能部门负责直接核发。
　　第六条　高新区管委会及其职能部门行使市一级管理权限，应执行以下规定：
　　㈠　严格执行有关法律、法规及规章的规定；
　　㈡　在本办法规定的权限内行使职权；
　　㈢　高新区管委会及其职能部门核发按本办法规定的市一级有关证件时，应使用市有关职能部门提供盖齐印鉴、统一格式、统一编号的证书，并报市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备案。
　　第七条　高新区管委会应根据高新区改革和经济发展的需要，编制高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依法制定高新区行政管理规定，并组织实施。
　　第八条　高新区管委会行使以下计划管理权限：
　　㈠　下达基建项目和技术改造、技术引进项目年度计划；
　　㈡　审批市一级限额内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审批工业、农业、商业、交通、能源、房地产以及社会公共事业等行业项目，按规定申办立项手续；
　　㈢　审核和转报高新技术企业和高新技术产品；
　　㈣　负责核发投资许可证书；
　　㈤　审批属国家产业政策允许、符合投资方向和省高新技术产品分类要求、且投资额在审批权限内的三资企业项目，审批中外合资、合作经营项目建议书、合同、章程和外商独资项目章程，审批“三来一补”合同及物资、成套设备、技术引进和技术出口；
　　㈥　负责发放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和全省统一编码。
　　第九条　高新区的建设实行统一规划、统一管理的原则。
　　高新区管委会负责组织编制高新区总体规划和基本建设规划，报市政府批准实施；负责编制高新区建设分区规划，并组织实施。
　　第十条　高新区规划建设部门行使以下规划、建设管理权限：
　　㈠　依据市政府批准的总体规划，审批高新区建设性详细规划；
　　㈡　审批各类工程的规划、设计（属特区城市主干道两侧的建设工程需由管委会初审后报市规划部门审定）；
　　㈢　审查进入高新区的建筑设计、施工、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
　　㈣　管理各类建筑施工，并按国家、省、市的有关规定组织建设施工招标和建设工程质量验收；
　　㈤　核发建设项目初步选址意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等证书。
　　第十一条　高新区国土房产局行使以下国土房产管理权限：
　　㈠　按国家及省、市有关规定办理土地征用手续；
　　㈡　按国家有关规定对土地使用权自行定价出让、出租、抵押、折价入股，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㈢　对土地利用进行监督检查及执法；
　　㈣　审批和管理房地产单项开发，办理商品房的预售、预购等批准手续；
　　㈤　管理土地房屋产权、产籍以及房地产市场，办理房地产出租、转让、抵押登记手续；
　　㈥　核发国有土地使用证、非农建设用地许可证、房地产权证、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商品房外销许可证等证书。
　　第十二条　高新区管委会行使以下环境保护管理权限：
　　㈠　编制高新区环境保护规划，并纳入高新区总体规划；
　　㈡　根据环境保护规划，合理布局工业项目；
　　㈢　审批环境保护设计、建设项目；
　　㈣　征收排污费和超标排污费及环保执法；
　　㈤　核发环保施工许可证、环保设施验收证、排放污染物许可证等证书。
　　第十三条　高新区管委会负责高新区内市政、绿化、供水、供电、环境卫生、公共设施的建设、维护、管理、监察、执法等工作。
　　第十四条　高新区的进出口计划由市在全市计划指标内切块划给高新区管委会自行安排。
　　高新区管委会审批企业（含外商投资企业及办事处）所需自用进口物资、设备及高新技术、“三资”和“三来一补”等项目进出口物资和加工贸易合同有关手续，其中涉及国家进出口配额、许可证、登记证管理的商品，由市有关部门优先办理。海关凭有关部门批准文件审核验放。
　　第十五条　经海关审核批准在高新区内建立公共保税仓、保税工厂，在海关监管下开展保税业务。
　　第十六条　高新区的财政收支管理在条件成熟时可在市级财政预算中单列，并建立相对独立的区财政和金库。
　　第十七条　高新区财政局负责高新区的财政预算、决算和国有资产管理等工作，进行财政管理和审计监督，审批控购商品。高新区应及时将财政收支执行情况和财政预算、决算送市财政局备案。
　　第十八条　高新区在市政府批准的期间内，可按分税制财政体制有关政策，对属市级收入部分，全部返还给高新区；对其罚没收入、行政事业性收费及各种附加费（共济养老保险费除外）、房地产出租转让的收益以及征收的各项规费，除按规定上缴的外，其余全部返还给高新区；对其城市建设综合配套费、土地使用权出让的收入，全部返还给高新区。
　　高新区的上述各种税费收入，由市财政局按收支两条线管理的有关规定，简便手续返拨。
　　第十九条　高新区管委会可根据市编委下达的总编制，按有关规定决定高新区行政、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调配、管理、福利待遇、任免和奖惩。
　　第二十条　市人事和劳动部门每年给予进入高新区人员（包括大中专应届毕业生）的总指标，在指标内由高新区管委会直接办理干部、职工的接受和安排。
　　第二十一条　高新区管委会负责对企业及项目公司对外经济合作与交流活动人员出国（境）的审核，市有关部门给予优先办理。高新区的科技或商务人员因公出国和往返港澳，可办理一次审批一年内多次出国有效批件和多次往返港澳地区的通行证（由市在市指标内切块给高新区管委会掌握）。企业厂长（经理）出国赴港澳政审，由高新区管委会组织人事部门按干部管理权限审核，企业其他人员由厂长（经理）审核。
　　第二十二条　高新区的职称评审委员会负责注册企事业单位中、初级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评审、申报、发证工作；负责博士、硕士研究生以及全日制正规院校大中专毕业生初次认定专业技术资格的审批、发证工作。
　　第二十三条　高新区管委会行使以下企业管理的权限：
　　㈠　负责各类企业、各地驻高新区办事处、联络处的业务管理和指导；
　　㈡　负责辖区内火炬计划、星火计划、科研计划和新产品开发试制计划项目的审查、申报和管理工作；
　　㈢　审核科技型企业和各类科研机构资质；
　　㈣　审批和管理直接为高新技术企业服务的咨询、信息等服务行业及文教卫体事业；协调管理工业、能源、邮电行业；
　　㈤　审批工业技术改造项目；
　　㈥　审批管理特种设备和旅游、服务等特种行业，审查发放企业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组织产品鉴定。
　　第二十四条　高新区可根据实际需要经依法批准设立工商和税务部门，作为市工商、税务部门的派出机构，按有关规定管理高新区的工商、税务管理工作。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特殊防卫权的诠释及其构成要件

作者：夏立彬



内容搞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特殊防卫权，从某种意义上讲，特殊防卫权是正当防卫权的一种特殊形式，两者之间具有包容关系，特殊防卫权具有正当防卫权应有基本特点外，还有自身特有特点。本文就其含义进行诠释，并对其构成要件进行论述。 关键词：特殊防卫权、构成要件、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这是特殊防卫权的规定。特殊防卫权外国刑事立法中也有所反映，例如瑞士、德国。特殊防卫权的设置，对于遏制和预防犯罪以及保护公民的人身利益，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是我国刑事立法的一项重要成果。
一、 防卫权条款的诠释

为了鼓励公民见义勇为，惩罚犯罪，保护防卫人的利益，《刑法》第20条第3款规定了特殊防卫权，但是特殊防卫权设立条款的法律用语不规范、词意不明，在错综复杂的刑事案件中，特殊防卫权可能被滥用，不利于人权的保护。为此，笔者有必要对此条款进行阐释：

（一）何为“行凶”。

在《现代汉语辞海》中，“行”是“实际地做、表示行动”。“凶”是指“杀人或伤害的行为”。“行凶”是群众性日常的用语，其内涵、外延不明确，语义含糊不清，可以是指以拳头打人或殴打他人、寻衅滋事等一般违法行为，也包括杀人、抢劫、强奸、绑架等犯罪行为。对“行凶”的含义解释众说纷芸，第一种理解为“伤人”[1],第二种理解为“是指无法判断为某种具体的严重侵害公民人身权利的暴力犯罪的严重暴力侵害行为”[2]。第三种是指 “故意伤害犯罪”[ 3]，第四种理解为“使用凶器的暴力行凶”[4]，还有的理解为是“伤害和杀人”等…..。“行凶”不是法律术语，法律没有对“行凶”的含义明确地作出规定，而刑法上也没有“行凶”这个罪名，但刑事立法把“行凶”与“杀人、抢劫、强奸、绑架”等并列在一起，似乎有特殊的用意。笔者以为，第一种理解有失偏颇，“伤人”的“伤”字是指“伤害”。而伤害包括肉体上和精神上伤害，根据刑法第20条第3款理解，伤害虽仅指肉体上的伤害，但“伤人”一词较口语化且内涵过宽，不符合刑法用语的规范性。第三种理解有局限性，若“行凶”是指“故意伤害犯罪”，那为什么不直接在条文予以规定呢？对社会危害性极大的“八类犯罪”即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刑法第17条规定了“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应当负刑事责任”，那刑法第20条第3款为啥不直接用“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死亡”。又有特殊防卫权的防卫对象是针对明示暴力的犯罪行为， 虽然“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社会危害性极大，但不是一定要通过明示暴力手段才能实现的，而立法者没有把“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列入刑法第20条第3款中，这说明“行凶”有着深层的含义 。第四种的理解也不准确，对“行凶”的性质表明单一化即使用凶器,且暴力程度不明，若赋予被侵害人对此类不法侵害者实施特殊防卫，可能要牺牲不法侵害人的人权保障作为代价，这要损害刑法的公正价值，也违背人道主义精神。第五种理解违反了语法逻辑，如果“行凶”包括“故意伤害”和“杀人”，那刑法第20条第3款为什么将“行凶”与“杀人”并列规定呢？“行凶”的含义应结合“暴力犯罪”与“危及”来诠释，“行凶”应是一种暴力犯罪行为，同时又危及人身安全的行为。从而不言得知，第二种理解较符合刑事立法精神的，但是还有不周到的地方，它还不能揭示“严重暴力”的“严重程度”，结合各家之言，笔者认为“行凶”是指故意实施足以对他人致命或严重危险到他人人身权利的暴力犯罪行为。

（二）对“杀人、抢劫、强奸、绑架”的理解。

刑法第20条第3款规定的“杀人、抢劫、强奸、绑架”是指四个具体的罪名，还是指犯罪手段与此四个罪名相同或具有同样犯罪性质的犯罪行为呢？有的学者认为这四种犯罪，既是指具体罪名，也可以指四种形式的犯罪手段[5]。笔者以为，这里的“杀人、 抢劫、强奸、绑架”应是指四种形式的暴力犯罪手段，例如，用麻醉方法强奸、刑法第267条规定的抢劫罪（携带凶器抢夺）等，这些犯罪不会危及生命安全，如允许实行特殊防卫权，有悖于立法宗旨。如果是指采用四种手段所实施的触犯刑法规定某个具体的罪名，那么应对“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作广义的理解。

第一、“杀人”不仅仅指通常意义的杀人，还应包括胁迫被害人当面采用放火、爆炸、投毒等手段杀人的行为，这里为什么要当面胁迫呢？如不是当被害人的面采用放火、爆炸、投毒等手段杀害被害人，无法明确暴力犯罪是否正在进行，那无法正确地把握防卫适用的时间，可能造成事前防卫或事后防卫。

第二、“抢劫”不应仅理解为对一般财物的抢劫，还应包括对象是特殊物品、违禁品的抢劫，例如《刑法》第127条第2款规定的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罪，第121 条规定的劫持航空器罪，第122条规定劫持船只、汽车罪。

第三、关于“强奸”，不仅仅包括第236条第1款的强奸罪，还包括第241条第2款规定的对收买被拐卖妇女进行强奸的行为。

第四、对于“绑架”，不应单指《刑法》第239条规定的绑架罪，还应包括用绑架的手段实施的其他罪，如《刑法》第240条规定的采用绑架的手段实施的触犯的拐卖妇女、儿童罪。

第五、对四种犯罪作广义的理解，还应明确到其他性质的犯罪向此四种犯罪转化的情形，《刑法》第238条第2款规定的暴力非法拘禁致人死亡转化为杀人罪，第241条第2款规定的强奸罪，第269条规定的转化型抢劫，但不包括第267条第2款规定的携带凶器抢夺转化为抢劫罪。第267条第2款规定的抢劫罪，这是刑事立法上特殊规定，此罪没有明显暴力（关于暴力含义阐述见下文），故不应赋予特殊防卫权。

（三）、对“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的诠释。

第一、结合国外法和刑法第20条第3款规定的立法精神来看，“人身安全”中所指的人身权应包括为“生命权、身体权、贞操权”等。

第二、“其他”何指？这里的“其他”应是除了“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之外的暴力行为，因为同一法条中不会出现两处具有相容关系的概括性词语，否则就应当合并“同类项”。“其他”是对刑法条文中规定的具体暴力犯罪的罪名的省略和概括，这是刑事立法的一种手段，要想把特殊防卫权的对象一一列举出来，是不符合实际的，是不现实的，可以遵循一般性原则来规定。但其范围是明确的，立法者在条文中列举了杀人、抢劫、强奸、绑架等四个有代表性的暴力犯罪的罪名，用一个包容性词语“其他”以表示对没有穷尽所有的暴力犯罪罪名的省略与概括。同时，法条中列举了有代表性的四个暴力犯罪的罪名是对“其他”所概括的内容的提示。另外，“其他”的暴力犯罪程度应达到了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程度。

笔者认为，“其他”应包括《刑法》第123条规定的暴力危及飞行安全罪、《刑法》第226条规定的强迫交易、《刑法》第234条规定的故意伤害罪、《刑法》第237条第1款规定的强制猥亵妇女罪、《刑法》第238条规定的非法拘禁罪、《刑法》第242条第2款规定的聚众阻碍解救被收买的妇女、儿童罪、《刑法》第293条规定的寻衅滋事罪、《刑法》第307条第1款规定的妨害作证罪、《刑法》第316条第2款规定的劫夺被押解人员罪、《刑法》第317条第2款规定的暴动越狱罪 、聚众持械劫狱罪、《刑法》第333条第1款规定的强迫卖血罪、《刑法》第353条第2款规定的强迫他人吸毒罪、《刑法》第358条第1款规定的强迫卖淫罪等等。

第三、“严重危及”如何把握？“危及”是“有害于或危险到”之意。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危及”应是指不法侵害可能损害到防卫人的人身安全，而不是以己经损害到防卫人人身安全作为衡量标准，这里的“危及”是或然性概念，不是己然性概念。我国是根据主客观相统一的归罪原则，要正确把握“危及”涵义，应结合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且还要看暴力行为的严重性之强度。“严重”与“危及”不可分离，“严重”修饰暴力手段的强度性质，严重判断标准应以防卫人所处形势进行判断，即“防卫人正遭受着致命伤害或生命安全的紧急威胁”[6]为标准。另外，犯罪的暴力程度，一方面可以根据暴力的性质来认定，如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等，通常是暴力形式表现出来的。另一方面还可以根据暴力行为的后果来认定，这就结合刑法规定的法定刑幅度来认定，如果法定最低刑是三年以上徒刑的，可以说明这些暴力犯罪是达到严重的程度，如果法定最高刑是三年以下徒刑的，可以说明这些暴力犯罪是未达到严重的程度，是轻暴力犯罪。例如，《刑法》第257条规定的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刑法》第277条规定的妨害公务罪、《刑法》第247条规定的暴力取证罪、《刑法》第256条规定的破坏选举罪。“危及”如何掌握呢？“危及”是修饰暴力行为后果的程度。在主观上，“危”足以让防卫人感到危险将来临且惊惶失措。在客观上，“危”有可能转化为损害“现实”的紧迫性。要掌握“危及”的涵义，根据如下公式即可，损害的现实可能性＋紧迫性＝“危及”，也就是说，如果某种暴力犯罪的存在足以使法律所保护的人身权利随时遭受不可能挽回的损失状态时，那么可以说这时人身权利所遭受的暴力侵害是处严重危及状态。

第四、“暴力犯罪”的诠释。“暴力”是指不法侵害人对防卫人的人身进行打击或强制。刑法规定暴力犯罪的罪名众多，不可能是每个暴力犯罪的都可以实行特殊防卫权，否则损害刑法的公正价值目标。这里“暴力犯罪”是特定暴力犯罪行为且是能通过有形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明示的暴力)，这暴力犯罪行为必须达到了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程度时，才可以允许防卫人对不法侵害人行使特殊防卫权。如果不法侵害人不是通过明示的暴力方法进行侵害的，防卫人不能得知侵害行为是否严重“危及”人身安全，一般不能适用特殊防卫条款,只能适用普通防卫权即正当防卫权。另外，这里的“暴力犯罪”的犯罪形态应是未遂状态。如果是犯罪完成形态的话，一方面这时的“暴力犯罪”的行为已停止，如允许防卫，也是事后防卫，这容易造成防卫人滥用防卫权；另一方面，如对某犯罪行为实行防卫权，则此犯罪是不可能进入完成形态的，否则失去了防卫人也没有所谓正当防卫的问题，例如杀人罪。

二、特殊防卫权构成要件

从某种意义上讲，特殊防卫权是正当防卫权的一种特殊形式，两者之间具有包容关系。要剖析特殊防卫权的构成要件，需在正当防卫构成要件的基础上进行。特殊防卫权具有正当防卫权应有基本特点外，还有自身特有特点：第一、保护对象的限制性，特殊防卫权所保护的对象仅仅限于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而不是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财产权利等其他非人身安全的权利。第二、防卫对象的特定性，特殊防卫权的防卫对象仅限于对正在进行的诸如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及其他等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第三、防卫限度无限性，防卫人在进行防卫时可以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必要求防卫行为与不法侵害的程度相适应。第四、防卫权的合法性，特殊防卫权是法律赋予公民保护自己人身权利的一项私力救济权。第五、防卫后果的免罚性，防卫人对不法侵害人进行防卫时，不管其对不法侵害人造成何种后果，都享有不承担刑事责任。

关于特殊防卫的构成要件，在法学界存在着好多种观点，目前主要有三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特殊防卫权的成立条件应当有以下三个方面：（1）防卫的范围，必须是针对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2）防卫的时间，必须是正在进行的不法暴力侵害（3）防卫的对象，必须是不法侵害者本人[7]。

第二种观点认为，特殊防卫权的成立应当具备以下三个条件：（1）防卫人针对的是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犯罪，主要是暴力犯罪；（2）防卫的主体是任何公民；（3）防卫人杀伤不法侵害人或损害其利益，仍是制止不法侵害的防卫行为[8]。

第三种观点认为，特殊防卫的成立条件应当具备以下四个方面：（1）前提——必须有某种特定暴力犯罪存在；（2）时机——必须是某种特定暴力犯罪正在进行之时；（3）对象——必须是针对不法暴力侵害者本人实施的；（4）主观条件——必须具有防卫合法权益的意图，即必须是为了保护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他人的人身权利[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