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省人大常委会


黄南藏族自治州义务教育条例
青海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1999年6月5日黄南藏族自治州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1999年9月24日青海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批准）


第一条 为了发展自治州的基础教育事业，提高民族文化素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青海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办法》、《黄南藏族自治州自治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自治州的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自治州从实际出发，分阶段、有步骤地实施义务教育，具体目标为：
（一）2000年，全州所有城镇及非农（牧）人口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同仁、尖扎两县基本普及6年义务教育；泽库、河南两县基本普及3年或者4年义务教育。
（二）2005年，同仁、尖扎两县基本普及9年义务教育，泽库、河南两县基本普及6年义务教育。
（三）2010年，全州基本普及9年义务教育。
第三条 义务教育实行地方负责，以县为主，州、县、乡（镇）三级管理，州、县、乡、村四级办学的体制，同时鼓励和提倡社会力量兴办学校，逐步形成政府办学为主与社会各界参与办学相结合的体制。
开办中、小学校，须由州教育行政部门审批，报省教育行政部门备案。
州、县、乡（镇）人民政府和州、县教育行政部门实行义务教育目标管理责任制，把义务教育完成情况作为考核各级人民政府主要领导、分管教育领导、教育行政部门领导政绩的一项重要内容。
第四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政府在实施义务教育中的主要职责是：
（一）州、县人民政府负责制定本行政区域实施义务教育的规划和方案，检查、监督义务教育的实施和经费的落实、管理和使用；
（二）县、乡（镇）人民政府负责规划并合理设置各类小学、初级中学，方便儿童、少年就近入学；对受完规定年限义务教育的儿童、少年，授权所在学校颁发完成规定年限义务教育证书；
（三）州、县、乡（镇）人民政府要动员、组织适龄儿童、少年按时入学，接受规定年限的义务教育；
（四）州、县、乡（镇）人民政府要结合本地区经济、教育发展状况，努力改善办学条件，推动义务教育发展；
（五）州、县、乡（镇）人民政府要为中、小学校提供一定数量的土地、草场和设施，并制定优惠政策，帮助中、小学校开展勤工俭学活动；
（六）州、县人民政府要及时研究解决义务教育中的重大问题，并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报告义务教育的情况。
第五条 州、县教育行政部门在实施义务教育中的主要职责是：
（一）确定中、小学校的规模、办学形式和教学内容，向同级人民政府提出本地区中、小学校开办、合并、搬迁、停办的意见；
（二）管理、使用好教育经费，并接受审计部门的监督；
（三）管理中、小学校的教育、教学和教学科研工作，改进学校管理体制；
（四）建立中、小学校校舍检查制度，负责检查、维修学校危房；
（五）建立教学质量标准和评估指标体系，加强督导队伍建设，强化督导工作。
第六条 中、小学校在实施义务教育中的主要职责是：
（一）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接收适龄儿童、少年入学并受完规定年限的义务教育，接收虽有残疾但不妨碍正常学习的儿童、少年入学；
（二）协助当地政府组织、动员适龄儿童、少年按时入学；
（三）认真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按照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的要求开齐课程，保证教学时间，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育质量，加强对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培养合格的毕业生；
（四）制定学校的教学工作计划和规章制度，并组织实施；
（五）严格学籍管理，防止在校学生流失；
（六）管理、使用好教育经费；
（七）维护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
第七条 牧业区办学应以寄宿制学校为主，同时因地制宜采取多种形式办学。
寄宿制学校应扩大办学规模，提高办学效益和教育质量。
第八条 城镇、农业区年满六周岁的儿童，必须入学接受规定年限的义务教育。偏远农村的儿童入学年龄可推迟到七周岁。牧区儿童入学年龄可推迟到八周岁。
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必须保证子女或被监护人按规定年龄入学，受完规定年限的义务教育。
第九条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招用应当接受规定年限义务教育的适龄儿童、少年做工、务农、放牧、经商或当扎哇、觉姆、满拉。
第十条 对家庭贫困不能入学或不能坚持学习的适龄儿童、少年，学校可减免其杂费和课本费，并根据分级管理的原则，由本级人民政府给学校或学生个人相应的补贴。
第十一条 自治州实行教师资格制度。中、小学校逐步推行教师聘任制。
自治州各级人民政府通过培训、鼓励自学等形式，不断提高教师的业务素质。
第十二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政府采取措施，逐步改善教师的工作和生活条件，稳定教师队伍。
（一）定期给有中级以上职称的教师检查身体；
（二）要按时足额发放教师工资；
（三）对通过自学或进修达到国家规定学历的教师给予补助。
第十三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政府负责筹措实施义务教育的经费并实行预算单列。地方财政预算支出中教育支出所占的比例，州级要达到20％，县级要达到35％，乡（镇）财政收入主要用于义务教育。
州、县人民政府要按时给寄宿制学校划拨助学金，保证学生生活和学习的需要。
自治州各级人民政府要逐步使校舍、教学设施、图书资料达到省人民政府规定的义务教育办学标准。
第十四条 农村、牧区教育事业费附加在农、牧民负担的5％中，按农牧民上年人均纯收入的1．5％～2％征收。城镇按“三税”（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的3％征收教育费附加，按规定免征“三税”的企业、个体工商户按销售收入的5‰征收教育事业费附加。
农村、牧区教育事业费附加专户储存，实行“乡征、乡管、乡用”。
城镇征收教育事业费附加，须及时存入同级教育行政部门在银行开设的“教育事业费附加”专户。
农村、牧区和城镇的教育事业费附加主要用于义务教育事业，不得挪作他用。
第十五条 中、小学校应积极开展勤工俭学，筹措资金，补充义务教育经费。
第十六条 对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单位和个人，由州、县人民政府给予表彰、奖励：
（一）认真执行本条例，按期实现义务教育目标的县、乡（镇）人民政府；
（二）贯彻教育方针成绩显著的教育行政部门和中、小学校；
（三）为发展义务教育做出突出贡献的教育工作者；
（四）积极集资办学和捐资助学，支持义务教育工作，成绩突出的组织和个人。
第十七条 因工作失职未能如期实现义务教育目标，或无特殊原因未能如期达到实施义务教育办学标准以及在义务教育检查验收中弄虚作假的，由上级人民政府或有关部门依照管理权限对有关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
第十八条 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学校或教职工，根据管理权限，由有关部门对其主要领导或直接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
（一）拒绝接收应当在该学校接受义务教育的适龄儿童、少年就学的；
（二）因工作失职，致使在校学生严重流失的；
（三）随意开除接受义务教育的学生或者勒令其退学的；
（四）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情节严重的；
（五）因工作失职给学校教学工作造成损失的；
（六）将校舍、场地出租、转让或者挪作他用，妨碍义务教育的；
（七）向学生或者家长乱收费的。
第十九条 父母或其他监护人不送适龄儿童、少年入学接受义务教育的，由乡（镇）人民政府或县教育行政部门给予批评教育。经批评教育仍不送子女或被监护人入学的，按每个适龄儿童、少年每学年处以300－800元罚款、责令其送子女或被监护人入学，并可向当地人民法院申
请强制执行。
单位或个人招用尚未受完义务教育的适龄儿童、少年做工的，由乡（镇）人民政府或者县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对单位负责人、直接责任者或个体业主给予批评教育，责令其停止招用，并处以1000－3000元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其停止营业。
接收应当接受规定年限义务教育的适龄儿童、少年入寺当扎哇、觉姆或满拉的，由当地人民政府责令责任者将儿童、少年离寺送入学校接受规定年限的义务教育。
第二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上级人民政府或有关部门依照管理权限，对有关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或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利用宗教干预义务教育的；
（二）利用迷信活动干涉义务教育的；
（三）在学校传播淫秽、反动读物、音像等制品的；
（四）扰乱学校正常教学秩序的；
（五）侮辱、殴打教师、学生的；
（六）侵占、破坏学校校舍、草山、场地和其他设施的；
（七）侵占、克扣、挪用、挥霍、贪污教育经费的。
第二十一条 本条例应用中的具体问题由自治州人民政府行政部门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 本条例自1999年11月1日起施行。



1999年9月24日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刑事政策的历史考察(修改稿)

秦德良

[内容摘要] 我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刑事政策是在扬弃解放区以及建国后的司法工作原则基础上，基于转型时期的社会特点以及违法犯罪特征的基础上逐步确立的。先后经历了l978年至1981年的确立时期，l982年至l990年的探索与实验时期，1991年至今的发展时期。我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刑事政策目前面临诸多问题，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刑事政策的法治化、科学化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确立时期 探索与实验时期 发展时期 未来

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这一科学的刑事政策没有明确提出以前，我国虽然也强调解决社会治安问题必须走中共党委领导下政法专门工作与广大群众相结合的群众路线，但观念上却往往停留在狭义的治安概念范围内，治安问题都归咎于公安机关等政法部门。这种旧观念完全不适应新时期治安工作的需要。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转型期。新形势下，刑事犯罪猛增，大中城市青年犯罪问题尤其突出，全国刑事案件发案数自1979年首次突破60万起大关后，1981年一举跃升到89万起，人民群众的安全感明显下降，严重影响了国家的现代化建设。20世纪50年代形成和确立的社会治安管理工作体制和方法已不能完全适应转型社会初期的治安工作需要，如何扭转日益严峻的社会治安问题首先摆在了中共中央和中国政法部门的面前。为此，中共中央多次指出要整顿好社会治安。基于这种认识，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共中央提出了对社会治安实行综合治理的思想和原则，强调搞好社会治安工作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必须依靠全社会的力量，必须运用多种手段。历经近10年的探索，到90年代形成了一系统体系。本文试图在参考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更全面地勾画出我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这一刑事政策的历史发展以及每一阶段的特点。

一、l 978年至1981年，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刑事政策的确立时期

（一）初步提出对青少年犯罪实行综合治理的思想

1978年，中国迎来了“文革”后的第一个犯罪高峰期，刑事犯罪尤其是青少年违法犯罪的情况相当严重，成为危害社会安定的突出问题。1978年10月，中共中央批转的《第三次全国治安工作会议纪要》就提出要统筹解决社会治安问题。

鉴于刑事犯罪尤其是青少年犯罪以至影响社会治安问题形成的原因，是极其复杂的，既有历史的、现实的、社会的原因，也有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原因，而且这些问题也不是哪一个部门或哪几个部门在短期内所能完全解决的。所以，1979年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等８个单位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关于提请全党重视解决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的报告》。1979年8月，中共中央58号文件批转了该报告。指出：解决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必须实行党委领导，书记动手，全党动员，依靠学校、工厂、机关、部门、街道、农村社队等城乡基层组织和全社会的力量，来加强对青少年的教育。要求在党委领导下，把宣传、教育、劳动、公安、文化等部门及工会、共青团、妇联等各方面的力量统一组织起来，通力合作，着眼于预防、教育、挽救和改造，积极解决青少年违法犯罪的问题。同时也指出，对极少数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必须依法予以惩办。我们可以看出，在中共中央这个文件中，虽然还没有使用综合治理这一概念，但已经初步提出了对青少年犯罪实行综合治理的思想。

（二）两次城市治安会议明确提出实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思想

在彭真的亲自主持下，1979年11月22日至26日召开了全国城市治安会议，会议根据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形势的需要，根据社会治安形势严峻的状况，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提出了依法从重从快惩处极少数杀人、抢劫、强奸、放火、爆炸和其他严重破坏社会秩序（“六类”案件）的犯罪分子，实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思路。1979年12月3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彭真同志在全国治安会议上的讲话。讲话指出要集中力量打击严重犯罪分子，要实行专门机关与群众相结合，教育与惩办相结合。要对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法制教育。讲话强调党委统一领导，党、政、军、民、学统一认识、统一行动。

1979年12月3l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公安部上海工作组关于整顿城市治安情况的报告，报告指出必须实行打击与教育相结合、治标与治本相结合的原则，要求各公安派出所着重抓好治理青少年犯罪的工作。要深挖团伙，管理好放回社会的违法犯罪人员。要摸清有违法行为的青少年的底数，组织帮助教育青少年。

1980年 1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政法委员会的通知》。中央政法委员会在中共中央领导下，研究处理全国政法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l981年4月2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听取了中央政法委的汇报，对当时政法战线存在的问题和加强工作的意见，进行了认真研究，指出：如何同犯罪分子作斗争，全党要统一思想。针对目前的严重情况，要研究怎样打击得更有力的问题。目前社会治安问题发展到如此严重程度，主要是认识不一，打击不力。 [1]

1981年5月中旬，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在彭真的亲自主持下召开了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武汉五大城市治安工作座谈会。会议针对当时社会治安的严重情况提出要依法从重从快惩处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同时对大量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的青少年，要加紧进行教育、感化和挽救工作，预防犯罪，实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三）中共中央文件第一次提出“综合治理”这个概念，正式把“综合治理”作为解决社会治安问题的刑事政策

1981年6月14日中共中央21号文件批转了中央政法委《京、津、沪、穗、 汉五大城市治安座谈会纪要》，在这个文件中明确提出：“争取社会治安根本好转，必须各级党委来抓，全党动手，实行全面‘综合治理’。首要的任务是搞好党风，并从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各方面加强工作，才能克服社会上的歪风邪气，大大减少犯罪现象，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 在这个文件中，不仅对解决社会治安问题和实行综合治理的重要性、必要性作了原则的表述，而且是执政党中央第一次提出“综合治理”这个概念，正式把“综合治理”作为解决社会治安问题、实现长治久安的刑事政策。从此之后，在文件、文章、著作中广泛地使用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概念，并对其涵义从各个方面进行了研究和阐述。

（四）本阶段的特点

我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方针的确立，是由新的历史时期社会治安的复杂性、艰巨性决定的；是由新的历史时期社会犯罪的特点（青年犯罪与团伙犯罪）及社会犯罪原因的“综合症”决定的；是我国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政策的需要；是新的历史时期我国社会治安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是建国以来政治工作路线的继续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2] 因此，决定了我国这一政策在其初期有其独特的特点：

第一，对社会治安问题的认识不再局限于公安、政法工作而是从全社会、执政党、政府、集体、单位、个人的联系中，探求解决社会治安问题的出路；

第二，该时期“综合治理”的概念不清楚，工作范围不太明确，仅仅相当于一个工作方针，尚未形成完整的工作体系，实践中也没有普遍开展；

第三，理论界几乎还没有对此问题开展研究，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政策的确立首先是实践的需要，带有“摸着石头过河”的明显痕迹。

二、l982年至l990年，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刑事政策的探索与实验时期

（一）具体提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内容和工作范围

第一，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中心环节和根本措施